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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风险呼唤

  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史,可以说是一部反复抑制总需求过快膨胀的历史,但今天中国经济第一次遇到了总供给冲击的新问题。由于劳动用工、原材料、环保、税负等成本的上升,导致总供给曲线收缩,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这种总成本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的战略课题。针对这一问题,当前的宏观调控应攻守兼备:一方面坚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守住总需求管理,避免恶性通胀;但更重要的是攻,其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包括财税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革以及打破垄断的改革,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控制住物价,又保住增长,为实现大国发展的宏图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近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上半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还相当好,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正在不断解决: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超过消费增长率这一问题有所缓解,这两个增长率之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9个百分点;再比如,外贸出口增速远低于进口增速,上半年贸易顺差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可以说,这几年来,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达到的目标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中国经济蕴含着非常显著的潜在问题乃至于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些宏观经济的问题无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总需求方面的波动,第二就是总供给方面受到的冲击。
总需求膨胀之外,
  总供给收缩成为新问题
  总需求波动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总需求方面受到的冲击主要体现为信贷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这些问题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包括各级政府都有大干快上、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物质投资为龙头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机。
  最近一年多以来,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遭遇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造成国际游资纷纷逃离发达经济体而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这体现为“热钱”的涌入,而“热钱”涌入又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为总需求过旺的压力。
  这个由外部输入的总需求膨胀,构成了中国经济一年多以来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背景。这种经济过热的趋势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掌舵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复抑制总需求过快膨胀的历史,为此我们也付出过惨重的代价。1988年和1994年的两次高速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肯定还记忆犹新,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是刻骨铭心的。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附图), 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胀”。

  多方成本上升
  压迫总供给曲线回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总供给正在遭受冲击呢?我们可以逐一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一就是劳动用工成本的显著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月报,今年1-5月劳动用工工资的平均上涨幅度为18%。而根据笔者去年和今年在广东地区的调研,该地区的劳动用工工资从2006年到今年一直是按照每年14-15%的速度在上涨。那么,工资上升是不是因为通胀带来工人加薪的要求所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整体来说还比较低,工资上升的趋势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民工荒”、“用工难”的本质,就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高达两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由农业就业转变为非农业就业的进程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蔡研究员所领导的研究组经过反复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状况已经和十多年前完全不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已经基本上转移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劳动用工工资上升的必然性,其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不是流动性过剩,也不是经济过热,而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过程。
  总供给遭受的第二个冲击就是国际市场上以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原木和铜等为代表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完全归因于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以铁矿石为代表,铁矿石的价格在过去5年内不断上升,年平均复合涨幅在30%以上。这种上涨与金融炒作无关,因为铁矿石的价格是供需双方,即矿山企业和钢铁生产企业直接谈判的结果,并没有金融资本炒作的空间和可能。再以石油为例,过去5年石油年均消费量的增长率为每年1.7%,而产能的增长率仅为每年0.7%,这意味着富余产能在持续减少。而短期内,国际原油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也就是说,非常高的价格上涨才能带来需求量的一个很小的降低。同时,最近的各种报道表明,在原油价格高涨的情况下,各主要产油国纷纷加强了对其油田的控制,反而大幅增加了石油公司的生产成本。所以,石油价格的高企很可能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
  第三大成本冲击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举措,但这种要求也必然在短期内带来企业运营成本的上升。
  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中国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过去几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高于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如今年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长速度为10.4%,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则是33%,这明确表明了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
  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

  宏观调控应攻守兼备
  在总需求膨胀和总供给收缩这两者中,笔者认为后者更值得注意。因为总供给的冲击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可以说是第一次遭遇,所以它更值得我们去跟踪研究。
更重要的是,这种总成本结构的冲击,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根本上讲,这种总成本上升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过程,也是中国从下中等收入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回避的重大难题。许多国家之所以在经济起飞一段时间以后就难以持续升级,如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东南亚国家,就是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由此陷入了“中等收入水平陷阱”而不能自拔。所以,如何合理地解决总供给的冲击,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战略课题。
  中国如果能把总供给的问题解决好,一方面可以保证避免经济的大幅下滑,因为企业的生产意愿会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价格的上涨,因为可以帮助企业把生产成本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如果说宏观调控是一大战役,那么要取得全面的胜利,不仅要守,而且要攻,要攻守兼备。守,指的是坚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总量控制好了,就可以避免目前的通货膨胀演变成恶性通胀。但是,光靠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相关的总需求管理,难以达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因此,更重要的是攻,攻的策略体现为总供给方的管理。政府要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对冲和缓解主要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水平,也就是把回缩的总供给曲线向右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仅能保证企业的总产出不下降,而且总体价格水平也能得到有效控制。

  财税、户籍、价格、融资等改革是增加总供给的根本出路
  那么,如何才能帮助企业对冲和缓解成本的压力呢?答案的关键在于改革,要向改革要出路,向改革要思路。
  首先,财税改革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适当给企业减税的方式来帮助企业缓解目前的危机,尤其是推动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允许企业把更新改造投资和研发的投入从增值税的税基中脱离出来。
  一些行业要打破垄断。允许更多企业的进入,这也是有效增加供给的方法。
户籍管理。可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给地方政府松绑,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探索适合本地区的、以打破城乡界限为目标的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更加自由地进城工作,降低进城以后的生活成本,由此进一步提高农民务工的积极性,化解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的压力。
  价格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原材料、能源和粮食等大宗物资的价格改革如果能够在总体价格水平略有下降的有利时机逐步推出,将不仅能提高农民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同时增加农民收入、降低能耗,这是能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的改革。
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也可以进行大量改革。如将一些贷款担保机构转为中小企业银行,以创业型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总供给。
  总之,改革是增加总供给、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活力的根本出路。

  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验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总需求膨胀和总供给萎缩的压力,那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其他经济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化解这种压力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时代的美国。
  里根政府刚上台时,美国经济也面临着滞胀的难题,当时的里根政府采取了三项大刀阔斧的措施。第一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由沃尔克任主席的美联储大力收紧银根,以此抑制通货膨胀。第二是推动放松经济管制的改革,包括减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国经济的活力。第三,推进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军备竞赛为主要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政府开支,刺激了美国的国内经济。这三项措施的推出,让美国经济比较快地走出了滞胀的困境,并为其后20多年的持久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也被誉为美国历史上三个最值得百姓怀念的总统之一。
  今天中国的经济当然比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更有活力,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远没有当年的美国严重。但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同样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推进改革,以改革为核心,带动中国经济总供给的上升,这将为中国经济持续、长期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奠定基础。
  一言以蔽之,当前中国经济滞胀的风险,呼唤着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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