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迷你达沃斯”看中国国际统一战线
在IMF举行的“迷你达沃斯”会议上，46位国际金融界高管和学者针对国际经济体系失衡、国际货币体制和国际组织改革等问题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观点：大多数人反对将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并在未来对贸易顺差国及高额外汇储备国进行制裁，不过，也有人提议中国将外储更多投向发展中国家；许多人赞成IMF特别取款权SDR应逐步替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与此并不矛盾；国际组织必须改变形象，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各种观点显示，中国面临有利的国际形势，中国应在国际上更加紧密地联系一批精英，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民众、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当然也有不同的诉求。在众说纷纭的背景下，有一个群体的声音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直接影响国际金融体系运作和国际舆论导向的精英群体，其中包括国际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层经理、国际组织的高层领导、主要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他们的看法无疑对金融危机的衍变、解决和危机后全球格局的改变有着直接、独特的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今年4月底的世界银行和IMF联合年会召开前夕，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际金融高层内部研讨会，IMF内部称之为“迷你达沃斯”。46名参会者包括世界银行行长、各大洲开发银行行长、IMF前第一副总裁等国际金融机构高管，印度、以色列和非洲部分国家的央行行长或财政部长，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东京大学等国际一流院校的资深学者，以及花旗、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甚至还有著名的投资家索罗斯，大体代表了全球各地区不同背景的人士。笔者与国内一家重要金融机构的高级经理作为中国代表参会。通过此次会议，IMF直接了解到了不同背景的群体关于国际金融改革的诉求和建议，拉近了IMF作为备受关注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不同群体间的距离，可以说，IMF及其总裁是此次会议最直接的赢家。
这场在特殊背景下举办的会议，按照所谓英国扎达姆（Chatham House）讨论会的规矩，采取了闭门会议的形式，会后可以总结报道其中的主要论点，但不允许公开引用具体发言人的观点。会议充满了交锋，与会者在应对危机、危机后的格局调整等话题上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分析判断。两个小时的会议时间很短，但极其高效。笔者认为，其中反映的四个方面的观点特别值得关注。
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核心国家的私营部门闯的大祸
会议中，不少发言人尤其是一线的金融从业者明确指出，这是一场私营部门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不是爆发在拉丁美洲、亚洲等国际金融体系的边沿区，而发生在核心的美英等国；更重要的是，这次金融危机不是政府本身的管理机制如财政预算、国际收支、汇率等政策出现问题，而是私营部门出了问题。但是，这些核心国家的政府也难以推脱责任，目前他们的责任就是积极营救私营部门，并在度过金融危机之后讨论如何改进监管，帮助私营部门防止类似问题出现。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也许不太新鲜，但出自一线金融从业者并且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获利的某些大金融家之口，还是令人深思。
国际经济体系失衡:不应指责中国但期待中国转向
针对国际经济体系失衡问题，会上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个别发言人提出，对此中国负有责任，贸易顺差国负有责任，其责任和贸易逆差国是对称的，应该利用这场金融危机的压力在未来对贸易顺差国以及大量积攒外汇储备的国家提出制裁。这种观点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其理由有两个。一是国际经济体系失衡的调整是长期问题，不应该在短期内讨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讨论责任问题，只会阻碍应对金融危机的步伐。另一个理由是，将矛头指向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高余额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即便是在沟通相对容易的欧盟内部，出现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国家也难以针对那些长期以来在贸易中没有执行财政纪律的国家提出批评和监督；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对贸易顺差国提出各种指责。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国际政治环境的结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几位重要发言人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提出期望。他们指出，中国外汇储备额高企的宏观经济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中国应该将过多的外储从流向发达地区，如美国和欧洲，转向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地区，以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疑虑，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让全球受益于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通过中国资本对外投资方向的转型，扭转全球经济资源的失衡配比，将中国资本转变为世界经济和谐快速发展的动力。
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千里征程须始于足下
针对国际经济体制改革，参会者提出了诸多意见，一个比较集中的观点是，在走出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很可能继续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其影响力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但是，国际货币体制必须改革。
许多发言人表示，IMF特别取款权SDR应该成为逐步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在这一点上，他们赞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提议。在帮助SDR成为国际货币的路径上，一些人士提出，应该鼓励各大国包括中国，不仅以SDR记价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而且应以SDR记价在国际上发行主权债券。如果包括G7在内的主要大国达成共识，一起采用SDR发行国债，那么，SDR将比较迅速地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也有人提出，IMF应以黄金作后盾，发行以SDR计价的债权。
还有一种观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不管国际社会是否愿意，不管SDR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兴起不可避免，人民币不久将会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这与SDR的地位上升并不矛盾。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观点的存在无疑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国际组织:必须加强各国各阶层的参与
国际组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为各发言人所重视。他们分别提到，目前国际组织已经得到各主要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因此，国际组织必须改变以往的形象，尤其是历史上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亚洲国家形成的不良形象，更加积极地与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沟通、合作，争取广大民众包括工会的支持。笔者观察，这种观点得到了IMF以及其他国际组织领导的深刻认同。这些国际组织尤其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并希望利用中国的国际影响获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无疑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中国的启示:大国崛起时代
必须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建设
总的说来，这次内部高层会议传达的重要信息对于帮助中国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以及之后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极为有利。我们完全应该抓住金融危机这个机遇，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再平衡、国际组织改革等各个方面积极作为，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和魄力。
在具体方法上，IMF这次会议的形式也非常值得参考，我们应该考虑在国际上进一步紧密地联系一批政治、经济、金融、社会领域的精英人士，以适当的形式、适当的议题邀请这些精英为中国的崛起出谋划策。即便是所谓的反华分子，也可以请来，听他们当面倾诉意见，再让他们看看中国的进步，相信最终一定能够化解他们的偏见，使其成为中国的朋友。这种会议虽然形式上是单向的，但实际上可以让参与者与政府领导进行双向的沟通。参会者返回到各自的领域后，一定会通过某种形式，积极传达会议组织者的意图。对于会议组织者而言，这也会起到团结力量、凝聚共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作用。这一经验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应用，在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中，统一战线工作有必要在国际上广泛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