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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社会保障要能够鼓励人进行创新和创业

  北京4月2日讯 今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重构社会福利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他说,政府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可以把人们解放出来,当我们要进行风险比较大的活动的时候,如果因为很多限制不能够得到满足,人们就很难被完全解放。如果一个没有被解放的人要进行创新和创业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社会的保障要能够解放人,同时能够鼓励人去冒风险进行创新和创业。以下为白重恩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

  白重恩:我从前面的第一位发言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强调的有几点,一个就是当我们创新很重要的时候,当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时候,我们需要为这些进行创新的人或者是进行创业的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呢?这些创新和创业的人,他们要冒很大的风险,所有的创新都是要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如果没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我们不对风险提供任何的保障,那么人们去创新的积极性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约束。政府如果能提供一些保障的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创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他也强调,政府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可以把人们解放出来,当我们要进行风险比较大的活动的时候,如果因为很多限制不能够得到满足,要社会来提供的话,人们就很难被完全解放。如果一个没有被解放的人要进行创新和创业应该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点,就是社会的保障能够解放人,同时能够鼓励人去冒风险进行创新和创业。

  另外一点,刚才Ove  K.Pedersen教授讲到我们不是等着事情发生,而是要防止事情发生。他说的是弹性保障制度的第二代,就是要更加积极的主动干预,在人们的一生中,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在一生中都进行干预。这个干预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提高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提高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能力。

  怎么样来提高这个能力呢?从最年轻的时候教育,到整个一生的教育和培训都是很重要。这种培训市场可以提供一些,但是政府要提供更多的供一生学习的机会,可以使这些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更加强。所以他强调的是要提高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提高参与创新的能力,通过这样来减少可能的失业,用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体会很深的。

  因为这个会议是在中国开,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我们对北欧情况的了解,能够用来思考中国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确实这些理念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在实现的过程中,可能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的特点。我们和北欧比当然有很多非常明显的特点,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不同的阶段,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多样性,北欧的国家不光和中国比,和世界的很多国家比,他们应该是高度的同质性。人口的同质性很强。这个同质性在各个方面,首先教育的水平是比较平均,人人都是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当然我们可以说教育水平比较平均是政府干预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的起点是教育水平差别很大,而北欧国家的教育水平不平均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除了教育水平以外就是文化的差别。都是比较小的国家,是同一个民族,人们之间的理念差别应该说比较小,不能说所有的人口里,人和人之间都有理念的差别。但是应该说北欧的国家,这种人口之间的理念的差别要比较小一些。总的来说,北欧国家的人口同质性是比较高的。而中国的人口,同质性是相对来说,我们有更多的多样性。我们的不同地区的人收入差距非常大,不同的地区人甚至理念上都有差距。在我们考虑社会福利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考虑这种差距。

  我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平均程度来进行联系。当然大家都知道的结果,就是收入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福利支出所占也比较高。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就是收入非常不平均的国家福利也比较多,收入很平均的国家福利也比较多,收入平均程度在中间的那些国家,咱们中国正好在中间,福利就是比较低。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比较,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政府的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要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和多样性有关系。一个收入分配比较不平均的国家,可能有内在原因。这个内在原因就是人口的多样性比较大,而这样的国家从全世界来看往往福利的支出比较少,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提出答案,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考虑这个福利的时候,应该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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