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魅力所在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要不要抄底，关键是看我们怎样判断向上增值的概率和继续向下探底的可能性，就是说收益或者损失哪个可能性更大？不是非要判断出是否已经是“底”，而是说是否接近于“底”。
《长江》：现在很多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您同意这种观点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春生：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此次金融浪潮导致美国大量的金融机构尤其是投资银行出现重大金融危机，包括贝尔斯登、雷曼的倒闭、美林出售，以及摩根、高盛的重组等。我觉得任何金融危机背后都有一定的机会。重大危机往往意味着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包括一些产业、金融机构的重组，国际金融秩序甚至经济秩序的重新调整。在这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当中，有些行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但是对于一些投资者而言，在受害的同时，可能也会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
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秩序的调整，可能会使全球金融体系从单级走向多极，正如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解体，由超级大国主导的单极政治格局逐渐走向多样化。此次美国金融风暴对欧盟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而也意味着国家金融秩序进行部分调整。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地位可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与此同时，部分资产大幅度缩水，对参与其中的部分中国机构是一个参与国外机构重组的机会。最近日本的一些机构购买了一些美国的资产，比如摩根士丹利，就目前看，尽管形势还不是十分平稳，但已经获得了不少的收益。
《长江》：您怎样看待在目前的形势下进一步购买美国国债的现象？
周春生：国债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财方式，但对中国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战略意义，有点类似于把钱存在了银行，到时候拿本金和利息。
近来媒体也有很多讨论，包括一些国外的领导人，都很关注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当中的表现。有一些声音提到，中国现在是否可以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现在购买美国的国债不是优胜之策。原因很简单：从金融的角度看投资国债的风险小，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不到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相当一部分资产是美元资产，这当中绝大部分又是美国的国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投资分散不够，过于集中了。从收益和风险的角度看也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国债是一种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一般不可能出现美国国债破产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另外一种风险，美元贬值或者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扣除汇率变动、通货膨胀等因素，我们在美国的投资回报特别是实际回报率，实际上是受到很大影响的。而从商业战略角度讲，国债并不能带来像拥有股权投资的收益，不能帮助中国企业更多地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并参与到全球的金融格局中，进而成为全球化中积极的一分子。
再者，中国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并不少，在这个基础上再大规模地购买美国国债，其实没有多少道理。尽管美国的救市措施中又增加了一些国债的发行，但我认为中国可能有其他更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救市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战略性地购买一些金融公司的股权，或者参与收购部分价格相对低廉的金融资产。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机会，既可以帮助美国、欧洲救市，同时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江》：不仅是中国，包括日本、新加坡甚至一些新兴市场都预备在这场危机中大展拳脚，针对这种情形，国内的投资者应该持怎样一种心态，不至于出现盲目的“淘金热”现象？
周春生：任何投资和交易，价格都非常的重要。如果是大家都感兴趣的东西，价格往往不会便宜。我认为我们既不要为了购买而购买，也不要错失金融风暴带来的结构调整的机会，比如产业结构调整。遇到有战略意义且价格合理的资产，经过评估以后就应该快速地作出反应。但是对于战略意义不大，价格又不完全合理的资产，就不一定说是非要去参与，这也是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我相信各个国家都想参与，但机会并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长江》：那如何去甄别良好的资产？怎样把握投资的时机？
周春生：我认为在整个过程中，最弱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决策效率，而决策效率跟我们的机制有关系。参与购买的企业往往都有政府背景，涉及投资金额比较大时，决策过程往往比较复杂，申报、讨论、审批等，流程比较复杂一些，所以应该想办法简化这个流程。
与此同时，对投资失败我们要有一定的容忍度。投资总是有风险的，有成功就有失败。在一些全球化并购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很多都是因为我们对机会把握得不及时。第一时间知道消息的、相关的直接的负责人往往不一定有最终的决策权，或者不敢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当然，这也涉及到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大众怎样正确给予评价的问题。
《长江》：您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可能对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春生：我认为不仅是对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影响，这次危机对整个中国都会产生影响。
我们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收益，中国的金融机构能够积极学习，提高国内金融体系运作的方式，包括借鉴国外金融机构的一些经验，这对于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影响力都是有帮助的。
当然可能大家会质疑，目前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验有什么好学的？我认为这种评价是有失偏颇的。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有正面的就有反面的。如果在去年、前年有人提出学习美国金融机构的经验，大家都不会去质疑，所以不能因为美国出了事，我们就全盘否认它的长处和经验，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美国的金融创新、金融机构的运作能力，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地方。首先，如何控制和完善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问题？第二，如何监管复杂的金融机构和复杂金融产品的问题。正如辩证唯物主义里所讲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个人非常担心的一点是，尽管此次金融风暴跟金融创新有关系，对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美国的金融创新对美国的金融甚至是全球经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觉得金融创新不能因为美国的金融风暴而停滞，而是应该思考如何设立完善的风险监管措施。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完全否定制度本身。任何改革和创新都会带来有利的一面，同时也会有弊端，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所以金融创新还要继续推进。
《长江》：也有人觉得目前还没有到中国抄底的时候，您觉得如何看待？
周春生：实际上，金融市场的魅力所在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永远都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股票交易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大家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看好就买，有人不看好就卖。如果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看，就不可能有交易。所以，我不能说这个观点或者那个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可能还没有到底”，这种话永远是正确的。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确定什么时候就是底，因为市场永远都是不确定的，这也是金融的本质。要不要抄底，关键是看我们怎样判断向上增值的概率和继续向下探底的可能性，就是说收益或者损失哪个可能性更大？就像现在大家讨论中国股市该不该抄底，我们都不可能知道答案，答案永远是事后知道的，但是事后的答案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帮助了。关键是判断哪一种可能性更高，不是非要判断出是否已经是“底”，而是说是否接近于“底”。
《长江》：不管是中国对美国的实业收购还是资产收购，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去规避风险？
周春生：任何时期我们的决策都不能过于迟缓，过于迟缓就会错失机会，但是也不能为了追求速度就过于草率。该做的分析我们一定要做，该做的监测调查也一定要做，一定要建立在快速但并不粗糙的科学评估基础之上。做好这方面的功课，再仔细了解对方的资产和潜在风险等情况以后，就一定要快。而不了解情况，没有充分掌握信息的情况下，就不能轻举妄动。这也是我们所有资本运作、投资的基本规律。
《长江》：对于我们长江商学院的一些学员企业来说，可能他们不能以实业收购或者资产收购的方式直接面对此次金融风暴，那对他们来说，机会在哪？
周春生：我觉得在这次风暴中很多人都有机会。这次风暴发源于金融和房地产领域，但是对很多行业都会产生影响，而且会导致不少产业重新洗牌，大多行业会被重新定价，比如油价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很多资产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为了适应经济和金融的变化，产业机构也会相应地作出调整。这个调整对我们来说有风险，但也存在机会，包括民营企业如何适应这个调整、如何转型等，都值得我们去关注。
而且产业机构的调整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汇率的巨幅变动、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此次金融风暴只是加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也对中国的制造业如何创新、增加附加值、如何转型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长江商学院讲“取势明道优术”，无论哪个行业都要关注全球大势，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调整。对我们长江的学员企业来说，确实存在如何适应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