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Dunkin’ Donuts这么庞大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它许多分店都在极为普通的社区，甚至在不太安全的平民窟，招聘的员工素质也常常很普通，所以，如何管理其品牌、如何管理这么庞大的公司组织，历来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对于多数服务业公司而言，运营管理、员工管理又偏偏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之关键。
过去几年，不知不觉地我也喜欢他们的面饼，也是我和陈笛经常光顾的地方。2007年2月18日早晨，开车带陈笛去附近的一家Dunkin’ Donuts分店。那天，我们比较懒，不愿下车，就坐在车里点了所要的东西，我要一杯咖啡和一个鸡蛋与奶酪夹饼，她要了半打叫做“Munchkins”的炸面球。“Munchkins”是美国人对小朋友的昵称，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小孩叫“小不点”，是一个意思，所以，称这种小面球为 “Munchkins”有一语双关的效果。一个“Munchkins”，一口即吃完。
等我们交了钱，拿到东西，陈笛看看袋子装的，就说，“爸爸，你看，她们又给了10个，我们只付钱买6个，可她们还像上次那样，多给我4个。”
“是不是她们喜欢你，为了让你高兴，多给你几个？人家是好意吧。”
陈笛说，“也许是。不过，由于这店子不是她们自己的，所以，她们多给少给，都无所谓。等以后我办自己的公司时，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员工是这样无所谓！”
“你的意思是说，她们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为什么你觉得她们会无所谓呢？”
由此看到国有企业的弊病
陈笛，“因为反正公司赚不赚钱，跟她们没关系，她们拿到工资就足了。人为自己干活与为别人干活就是不一样，为自己干活会处处仔细认真的，不会乱给，也不会浪费。”
“你这个观察很好，很到位！人们常说，花别人的钱不心痛，只有花自己的钱才心痛！在中国，自1950年代开始国有化运动，几乎把所有土地、生产性财产都国有，变成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土地等等，一直到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才开始逆转，重新民营化或说私有化，使中国经济真正起飞。”
陈笛，“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所有企业都国有化，把企业由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不等于是让这些企业不规任何人所有了吗？谁还会在乎这些公司经营的好坏，亏损还是赢利？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肯定像Dunkin’ Donuts的员工一样，工作起来无所谓。”
“实际的经历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在中国经济国有化之后，从6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1970年代头半期，国有企业出现大规模亏损，使中国人的收入、经济状况降到无法再继续下去的低谷。像你爸爸在1974至1979年读初高中时，每顿饭只有三两米不到，除了白菜、南瓜外，也没什么菜吃，我每顿饭刚吃完又盼着下一顿，总是处于半饱状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你爸身高才一米七。既使对于那时已参加工作的你大伯他们，他们四个月的工资才够买一两自行车，或买一块手表。在农村，你爷爷下地干活一天只够买一只鸡蛋，5天才够买一斤肉或一斤鱼。到1978年，中国国有经济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验过国有企业，由国家拥有并自己经营企业。比如，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被奥地利没收，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占全国产出的22%。到1985年，奥地利国营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84年间所有国营企业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企业？1987年奥地利首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
陈笛，“那么，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还多吗？”
“过去二十几年，从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私有化运动。首先是英国于1982年的私有化，随后19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国，1987年有两国，1988和1989分别有9和1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民营化，等等。过去这些年里，有120多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正是这些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运动，跨国贸易自1980年后有大步发展，从根本上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应该说，你爸爸于1986年到美国来读书，也是得益于这次全球走向开放、走向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个背景下，各国间的人流、物流出现空前的增长，使世界往着同质社会进步。”
历史上人类以私有经济为主
陈笛，“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因为‘花自己的钱心痛’、‘为自己赚钱最卖力’等，这些东西都是常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社会都去实验过国有制？”
“这当然有许多历史背景，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私有制历来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连动物一类都有很强的私有财产和他人财产的区分。比如，我们家的小狗，也就是你的Curly Top，每次有别家狗或人走近我们家时，Curly Top或觉得那是对他的私人领地的侵犯，他就会奋不顾身地狂叫，而且对方走得越近，Curly Top叫得越凶，说明我们家的Curly Top也对他的和别人的区分得很清楚。所以，你说得很对，人和动物都对私人的和别人的东西区分得很清楚，对属于自己的，保护程度、投入的心血以及爱的程度会极度地高；而对别人的，就无所谓。因此，一点不奇怪，国有经济现象只是非常近代的事。
“就中国而言，‘国营’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使政府成为直接的经营者，与民争利。但是，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的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政府出资购建。但，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也是多有警惕、提防。比如，当时清朝廷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就说，‘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意思是说，如果由政府官员办企业，是做不久的，因为官员追求的目的是升官，这与企业的长九兴盛像背离；而商人的目的是为了发财，所以商人的动机与企业的长久兴盛完全一致。最后，清朝官员采用了所谓‘官督商办’的形式，就是由政府担任监督的角色，而实际的企业经营和所有权还是留给民间商人。所以，至少在晚清，还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这背后当然有你说到的原因。实际上，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在19世界末期都像晚清中国一样，试过由国家主导、甚至由国家直接经营新型工业企业，以此追赶工业革命最快的英国和美国，但国营规模比较小。
“真正误导中国和其它国家，使众多国家走上国有经济之路的，是前苏联。在学校，你们老师已介绍过苏联的历史，那些历史从根本上影响或说误导了中国、东欧国家、南美、非洲、甚至西欧许多国家。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将私有财产国有化，开始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当时的苏维埃学者认为，私有制是人类剥削的基础，所以，为了消灭剥削，就必须先消灭私有制，同时消灭市场，然后，由政府计划部门取代市场来完成社会中生活品、消费品、生产品的分配。”
陈笛，“那些历史太有意思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在市场上做交易，我自己可以选择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愿意付多少钱。如果由政府官员帮我做这些安排，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愿付多少钱呢？他们怎么知道我和姐姐的喜好差别？比如说，我喜欢历史，但姐姐陈晓不一定喜欢；我喜欢赚钱，要成亿万富翁，但姐姐对这些没任何兴趣。”
“是这样的。可是，那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存在一些盲点。在当时苏联的国有化过程中，情况很糟糕。比如，到1930年1月，苏联只有21%的农民家庭被集体化，到同年3月则达到58%，到1938年时94%的农民被集体化，他们的土地收为国有。那次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农民不断抵抗，政府则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强制其集体化。几十万‘不服’的农民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劳动改造。最大一次抵抗运动发生在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以及北考卡斯，为抵抗集体化，当地农民烧毁自己的农作物，屠杀自己的牲畜。为报复农民的抵抗，政府干脆把农民留给自己吃的食物也全部收缴归公，让那些农民去吃荒草。由此所致的大饥荒使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
“起初在1930年代做国有化计划经济时，苏联经济快速增长，每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12%至13%，假如去年的收入为100元，一年后就升高到112元、113元。相比之下，1930年代初，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的快速增长与西方‘私有市场经济’世界的大危机，这种反差太大，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炫目的成功，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于是，在中国，当时的南京政府当然要搞‘国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然更要搞国有计划经济。等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西欧、拉美以及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都要模仿苏联的国有计划经济模式，至少也想由政府来创办、经营企业。到1975左右，世界国有企业的比重达到最高点。
“但是，此后，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经济越来越差，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苏联、中国、拉美、东欧等国家的国有企业产生大规模亏损。所以，中国于1978年开始重新回到市场、并逐步民营化或说私有化。其它国家在1980年代也逐步这样做。走了一大圈，牺牲了这么多个人和家庭，浪费了这么多资源和时光，到最后又重会老路，还原人类自由所需要的私有财产基础，还原到市场本位。”
陈笛，“这种经历听起来很可怕，我真对人类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国家都做过这种错误的选择，感到失望。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认识上的这种盲点，在我看来，让几乎所有东西和企业都私有，那应该最能把人的创业动力、致富动力都调动起来。这些历史也说明，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知识储备还太少，否则，怎么这么多人会做出那种选择？”
激励机制设计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爸爸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那么着迷。让我们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等你长大办自己的公司时，你的员工不也是为你工作，而不是为他们自己工作吗？你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即使不是自己的钱，也心痛’呢？这就有挑战了，是吧？”
陈笛，“我可采用奖金制度，给员工按工作好坏、贡献多少发奖金。”
“奖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式，当然比没有奖金激励好。不过，奖金激励比较适合很成熟的行业。比如，你上次说长大后要办自己的电力公司，电力行业的利润很好预测，所以，你事先能知道正常情况下公司能赚多少钱，然后根据实际利润相对多出多少，来决定该发多少奖金，这样的话，你跟员工之间，对未来奖金与贡献的关系，都有清楚的预期。但是，奖金激励很容易促长短期行为，因为如果今天的努力只对公司的未来有好处，员工们不一定有兴趣那样去做，毕竟公司的未来可能跟他们没关系，那是你的事。反而，越是能让公司短期赢利的事，哪怕这样做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他们也越会去做。”
陈笛，“哪怎么办呢？”
“对于新创办的企业，一般来说，相当时间之内不会有利润，所以，奖金的激励效果不会好，公司没有利润怎么发奖金呢？在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给员工股份或股票期权（stock options）比较流行。也就是说，按照位子的轻重、贡献大下，给管理层和员工不同数量的股份，让他们都能够从公司价值的上升中，直接得到好处，公司成功，他们个人的财富收入也成功。股票期权跟股票本质上一样，差别在于，它让员工在未来某个时间内，有权以低价购买公司的股票。股份或股票期权的效果是让员工都既是员工，又是股东，他们一定更有干好的热情！这样一来，‘即使不是自己的钱，也心痛’的效果就有了。”
陈笛，“不过，如果给所有员工股份或期权，会不会给出太多？这样让我自己不就少了、成不了比尔盖茨了吗？”
“当然，这里有些技巧。公司的人越多，采用股权激励的必要性就越大。毕竟你一个人精力有限，公司大了之后，不可能什么都由自己做决定、去做，你必须雇别人。反之，人员越少，必要性就越小。一般来说，你作为创始人，你周围肯定要几个骨干帮你管理公司，他们再管理他们直接手下的人，以此类推，一层管一层。对你最重要的，是身边第一层的骨干，你要重点保证他们对公司利益的忠诚，所以给他们的股权要多，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自然有激励代替你，以最大的可能管好其下属。离你越远的员工，股权就应该越少。”
讲了这么多，不知不觉我们到家了。没想到去一趟Dunkin’ Donuts，陈笛能看到大公司员工的不负责行为，并由此延伸出一个产权制度问题，一个一般性激励机制设计问题。一个12岁的小孩也能通过观察领悟出这些问题，让我这个做教授的爸爸更加感到，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来自生活的学科，商业逻辑尤其如此，怪不得周其仁教授常常说“来自生活中的经济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