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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再回避

  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社会矛盾也有恶化的趋势。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大肆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从表面看,这些现象似乎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继续下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会难以实现。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 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为纠正“后发劣势”对中国今后发展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先看看过去30年的成功是如何来的,然后重点谈“后发劣势”的具体表现。  
    
  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那么,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大致讲,是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但是,仅仅“改革”和“开放”难以造成这些成就,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 “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也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也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那么,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否真的是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呢?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更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的 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原来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一“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为看清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GDP今天80%以上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来自1900年后才发展起来的新行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在2007年的利润是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元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怎么来的?一百年前,这一万亿的产出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不管晚清政府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GDP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原因是,地下钻油技术最早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在那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石油行业,连今天我们熟悉的中东石油也是在1930年代才发现的。 

  石油业的发展原因有几个。第一,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1930年代在美国建设的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如果没有汽车的普及,没有很多私家车的话,对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汽车的普及是石油业的前提。第二,飞机是另一个对石油业的推动力量,但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中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相比之下,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石油行业在全球已经很大,汽车烧油的程度、海运、空运的规模都已非常高。到那时为止,全球汽车业规模、空运业和石油业规模的发展客观上跟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在1978年后很快发展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些大能源企业,现在它们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占10%左右。电力行业等也是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是前提。不过,许多评论家说,中国人均GDP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这是“奇迹”,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也正因为这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历超出现代经济学所能解释的范围。 

  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历史背景来理解这点。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是说,中国从前的内战和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断了晚清开启的工业化进程,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结果,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要“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办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可以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在全球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那么多国家都同时进行私有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中国的产品市场很容易就全球化。这些当然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选择发展的日本等亚洲国家能更快赶上。 

  不要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二战后的这些变化,就连美国的UPS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老的从事快递的物流公司,单单从这家快递物流公司的变迁就能看得出来过去30年发展机会的变迁。1909年UPS在西雅图成立,二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去年这个公司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到这个水平的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如果没有这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私有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UPS的情形我们也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在于,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国家,其增长速度会越快。今天,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后发国家来说的确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国有经济要加快私有化 
    
  那么,“后发劣势”的表现在哪里呢?先就以国家在经济中的定位、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为例,对国有制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认识不足,即是“后发劣势”具体表现之一。前些年大家对产权私有化、对国家退出经济的认识有许多进展,但是,正如刚才谈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实在太强,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私有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 

  以前关于国企是否应该私有化的讨论,只停留在国企和民企谁的资产回报率更高、谁的效率更高这些标准上,好像只要国企的效率跟民企一样高,就行。 

  但,那是一种非常狭窄的标准。比如,今天许多人抱怨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但普通大众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见得有太多改变,他们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以前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制度上,说资本家拿的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 

  如何理解这点?以美国为例,过去十年里,美国家庭累计储蓄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土地、企业资产、房产等等,把所有资产的升值加在一起,那么,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来做比较,你发现,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钱很少,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后,美国人不需要去储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这么高,可以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所有的生产性资产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都直接属于私人,通过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使美国人可以把土地、生产性资产随时可以变现,随时能转换成消费或者再投资。私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收入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跟资产增值挂钩,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私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 

  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也国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跟资产性财富增值、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如果中国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长的话,土地和资产的价值应该在以超过10%的速度在长,可是,这些增值对国内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因为那些资产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个人所没法花或做再投资的。初步算,到去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国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说,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层面,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 

  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但是,我们知道,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是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国有土地增值了,所以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我今年可以多花些钱了”,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因为大家知道,在国有制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制、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私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增长链条就给卡住了。 

  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国有企业应该通过增加分红,把其掌握的资源减少,以放慢“第二次国有化”的趋势。—— 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把更多的钱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企业转移到财政部,至少可以限制这些企业在许多相关、不相关行业里的盲目扩张,减少它们去抢占本来属于民间的收入机会。但,这样做从根本上不解决问题。把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分红转移到财政部,财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机制去监督它?这种分红并没有把钱分到中国公民私人的手里,对内需没有影响。财政部不是没钱花,去年的财政收入就涨了31%,到5.1万亿元,国家的钱太多,而老百姓的太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公有土地和国有资产私有化,把这些财产权分回给中国公民,让他们不只从劳动收入中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能从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中分享到好处,这样才能纠正目前“国家越来越富、民众相对越穷”、内需增长不足的局面。 

  由于“后发优势”,决策者会难以主动进行国有资产进一步私有化的改革。但,为了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这种改革十分必要、也是有远见的。实际上,除了上面谈到的内需增长要求之外,现在进行这种私有化的必要性也源自以下几方面。 

  第一,由于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可能使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滞涨或者萧条,这对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的中国经济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必须想法刺激内需的增长。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推出从根本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顺利地走出来,这次,如果能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分到老百姓个人,必将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也将进一步带动新的产业高潮。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今天的中国还基本如此,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头都属于国家的、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相比之下,如果通过资产私有化把国有财产、土地还回给老百姓,资产增值后老百姓家庭的消费会跟着增加,他们的消费会更侧重民生,他们的需求必然更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开支结构所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和形象工程),私人的消费需求结构所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侧重服务业)。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最终会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 

  第三,国有经济份量越重,对法治建设的威胁就越大。换言之,为了法治发展,中国也应该私有化。如何理解这点呢?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难有平等竞争,也难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一旦有法律纠纷,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同属国家机构,法官很难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 

  比如,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 

  最近了解到,在造船行业中,国家发改委规定十万马力以上的轮船发动机,必须经发改委的审批才可以造。表面看,要发改委批,申请一下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发改委这些年的做法是,把这种大型发动机的制造和造船机会基本只留给大型国企,不给民企。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会破坏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只能是一种愿望,但不能成为现实,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  

    
  如何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在操作上,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股份,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很多人会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不是休克疗法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路径,而不是私有化基金的做法,一个是路径选择的问题,另一个是具体工具问题。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尽管离理想的法治与监管体系还相差甚远,但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十几年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在中国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会有问题。  

    
  财政民主与后发劣势 
    
  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基于福利国家的理想。那么,现在如果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国家今后如何为社会提供生活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呢? 

  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可能是另一回事,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们看到,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 

  那么,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还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 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所以,国有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老百姓不一定就得到很多政府福利,而完全私有经济的社会里老百姓不一定就得不到政府福利。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另加财政赤字约3400亿美元,相当于 GDP的2.6%),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国有资产增值和预算外收入,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如果说中国没有美国富所以财政开支会有不同的考虑,那么,中国不是更应该把财政开支放在民生上吗?不是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这又回到了“后发劣势” 的问题。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十天的全国“两会”时候大家才有机会举举手,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预算通过了。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是否要有许多公开、广泛的听证? 

  由于开放的头些年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实质性发展,使国家财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预算过程中无法得到体现。人们好像认为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抽象诉求,实际上,民主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到纳税人的钱、人民财产怎么花、怎么分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与后发劣势

  财政税收5.1万亿,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在2007年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同时,国家又垄断所有的土地权和拥有那么多生产性资产,可是,政府照样没有给老百姓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支持。把民生责任推回给民间自己以后,普通大众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这就引出来一些问题,也是“后发劣势”的表现。本来,应该通过宪政改革建立对政府的基本问责机制,让国家不能只征税、只控制土地和资产而不对国民的社会保障负责,但这条路的难处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过的捷径。 

  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当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是否有太多条款从本质上是把政府没有尽到的社会保障责任推到企业身上?比如,在跟一些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专家讨论中了解到,之所以规定任何人在一个雇用单位工作10年以上即为终身职员,是怕35岁或更年长的人如果被解雇就会再找不到工作,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没工作,从而变成社会负担。所以,他们就规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还有,企业跟员工签约了两次以后,就不能再把他解雇,等等。《劳动合同法》也规定所有劳动关系都必须有劳动合同,否则,超过一年没合同的就自然认定雇员为终身雇员。 

  虽然立法的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会适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产阶层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很大,10年对他们太久,两次签约可能已经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技能特殊的人才又不会在乎有没有铁饭碗,他们到哪里都有人要。对于那些有大学教育但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岗位工作时间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劳动力供给,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因为劳动力市场通过改革变得越来越自由。而新的《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劳动合同法》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其它国家转移。第三,很多用人单位在雇人方面会变得非常谨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体就业水平会更难上升,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的影响会很大。 

  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并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权益就必然受到随便的侵犯。在美国,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业都没有劳动合同,雇用关系是随意的(employment at will),也就是说,雇主在任何时候想解雇谁,都行,也不需理由。这么听起来好像劳动者在随时被侵犯了,但实际的情况正相反,因为解雇人是件很严肃的事,虽然你可以随意解雇员工,但你还得考虑到如果你随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员是否会有安全感呢?他们见到你的行为是否会全部另找公司呢?这样一来,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国企业里,没有看到随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尽办法把人留住,美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改进的。不用担心如果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劳动力市场就必然对劳动者不利了。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中国过去回避了实质性的宪政制度改革,到今天,虽然财政税收占GDP比重比美国的高,虽然中国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公有土地,但是,中国却照样没有到位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基本医疗保障、教育福利,到后来,就想通过《劳动合同法》把基本社会保障和生活安全的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往企业身上转嫁。没想到转嫁的结果是,把中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往别的国家送。 

  中国现在必须进行实质性宪政制度改革,为法治打基础,让政府在征税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让“后发劣势”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将土地、将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带动内需的增长,使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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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本文是根据作者与《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李利明的访谈文章改编而成,访谈原文刊登在2008年2月16日《经济观察报》。这里特别感谢李利明对本文的贡献。也感谢茅于轼、朱学勤、俞敏洪、袁为鹏、彭凯翔、岑科、宋澄宇、曾人雄、李健、张福山等朋友的建议、评论,使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能进一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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