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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从汶川地震解析我国医改

  李玲教授简介:我国著名的卫生经济学专家,卫生部卫生政策顾问。2003年从美国回北大任教,2006年,她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了医疗卫生改革;2007年,北京大学受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的委托完成“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课题,李玲教授是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和执笔人,并代表北大向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做了汇报。她长期关注着我国医疗卫生改革发展,目前正主持多个关于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研究项目。

  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救人医伤、挽救生命,确保“灾后无大疫”是抗震救灾最重要的任务。卫生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密切在关注着灾区的情况,尤其是医疗救治和医疗卫生灾后重建方面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将领到的“十佳教师”的奖金作为“特殊党费”全部上交,捐献给灾区。

  这次抗震救灾在医疗救治和防疫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对于我国“医改”将有什么样的启示?近日,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李玲教授。

  北大医疗系统:“国家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应该如何评价医疗卫生队伍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这次救灾对于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李玲:汶川地震发生在5月12日,这是一个让十三亿中国人悲伤的日子。同时,5月12日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恰好是护士节,是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节日。我们从新闻上看到,当天灾区的一些医护人员正在庆祝节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瞬间就从庆祝节日的会场直接奔向救死扶伤的战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白衣天使”做了注脚。尤其是妇产科的医生们,她们看护着灾区群众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在哪里却不知道。所以,首先应该向参加抗震救灾的医护人员——包括我们北大附属各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

  北京大学所附属的医院,为抗震救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北大系统的几家医院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就组成了医疗队,第二天就到达灾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派出了7批医疗队,其中大部分还留在前线。这些医院都是国家级水平的教学医院,是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主力,承担着医学教学、科研和疑难重症治疗的任务。在救灾中成为中流砥柱,正是这一类医院的地位和作用的体现。

  让医生永远是“白衣天使”

  记者:这次抗震救灾,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医生作为白衣天使的地位,而平时人们更关注医生的一些负面消息,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玲:这确实也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现象和问题,每当大灾出现的时候,医务工作者给大家的是“白衣天使”形象,但是在平时,社会对医务工作者的负面印象更突出些。准确的说,这次抗震救灾使人们更全面的认识了医务人员这个崇高职业。医生和病人之间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是血脉相连的同胞,是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战友。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和局限性,而健康和生命的无价,使得很难完全通过契约的关系来明确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责权利。法律和诊疗规范上对医生行为的规定,通常只是最低的标准,很多情况下医生需要通过相机抉择,来做出对病人最有利的选择。例如,这次地震中有不少医生在救治灾民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医学上的处置正确,还要考虑他们今后生活的需要,比如尽量不截肢、少留后遗症,甚至在治疗过程中顾及伤员的相貌美观等。而这些考虑通常是难以通过规定来约束的,用俗话说就是要靠医生的“良心”。其实这不是仅仅在灾后才出现的现象,在一切医疗活动中都有这种特点。

  正因为医疗活动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在医疗体制的设计中,给医生正确的激励特别重要,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特别重要,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医疗机构都是以非营利为主的原因,所谓“利润是否定信任关系的信号”。要让医生成为病人的最佳的代理人,给医生的激励应该是,要让医生和病人的长期利益一致,在治疗的整个过程中考虑的是病人长期的利益而不是短期的利益,更不是医生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也就是要“维护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努力化解体制机制造成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但这并不是说不考虑医生的经济利益,必须进行医院投入和补偿机制的调整,建立公立医院的财政保障机制,不能让医生直接从病人身上获得经济利益,也不能让医生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比如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医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当对这些医院进行合理的补偿,才能保证医院的持续发展;而且还要合理设计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医疗系统内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我们不能总是只有在灾难时才看到医务人员那双天使的翅膀,还应该让医生能够“永远成为白衣天使”。对医务人员,除了要有合适的激励机制设计之外,还要给他们以充分的荣誉感。其实,人的本质中都是有利己和利人的两面,表现出来哪一面取决于给他的环境和激励。从非典到抗震救灾,社会上都给予医务人员很高的荣誉,这成为他们舍生忘死的巨大动力。那么在平时,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这也是抗震救灾给我们的启示。

  医疗卫生体系是“另一道长城”

  记者:在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众多医护人员的镜头,那么,医疗救援在大灾面前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李玲:抗震救灾是突发的、短期的事件;而“医改”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制度建设。虽然这两者的时间尺度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充分重视抗震救灾中医疗卫生系统的表现及其对“医改”的启示。

  这次救灾,充分体现了医疗卫生行业的特点。在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后,最关键的是两支力量,一支是军队、武警和消防等救援力量;另一支就是医疗卫生救援力量。尤其是在灾害刚刚发生的时候,医疗救援是至关重要的,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援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痛苦,在我们还不能主动避免天灾的条件下,却可以通过有效的医疗应急和救援机制,主动地减少和避免伤亡。另外,灾害的发生,亲人的伤亡,通常会对人的心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强烈冲击,医疗救援的到位,除了救人之外,还能起到心理疏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卫生是另一道长城,是“第二国防”。国防保护的是国家的安全,医疗卫生保护的是人的生命安全。越是在突发事件面前,这种作用就显得越明显。几年前的非典、今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今年的雪灾中,很多医院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坚持收治伤员,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工作。这次抗震救灾,又更加充分的体现了医疗卫生的应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也会越来越多,人类对自己的生命权利越发重视,因此医疗卫生在应急救灾中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

  医疗卫生的这种“安全网”作用,是显著地区别于其他产品和社会保障的。其实,医疗卫生的这种特点在平时也有充分的表现,很大一部分疾病的发生也是突发事件。无论在平时还是灾后,应对不确定性都是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任务。因此,医疗卫生制度必须充分考虑到疾病的不确定性,医疗卫生系统的效率,除了我们通常说的成本最小、产出最大之外,还需要考虑到能够在应急状态下有效调动各方面资源。

  现代经济学对于不确定性和契约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过很深入的研究。当一个产品的供给、需求、质量标准比较确定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容易签订比较完善的契约,可以把一些公共服务承包给企业进行生产;而对于不确定性较强的产品和服务,签订完善契约的成本比较高,许多情况在签订契约的时候预期不到,因此产生了契约的不完善。当契约的不完善性大到一定程度时,更加有效的组织方式就是政府直接举办公立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例如国防、消防、医院等,都有这个特点。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重新签订契约和谈判是不可能的。国家只有掌握一支体系完整的、协调配合有力、在关键时刻能够指挥得动、顶得上用的医疗卫生应急体系,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灾难面前的临危不惧、有效运转,不能靠临时组织和动员,只能依靠长久以来的培养和积累。

  “医改”不能把自己的优势丢掉

  记者:根据您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定位,应当如何评价我国这次救灾中的医疗应急机制?

  李玲:这次救灾体现了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制度的优势。在这次救灾中,医疗卫生“国家队”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出来。公立医院真正承担了社会责任,不讲代价、不讲条件、无私奉献,中央政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起来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包括我们北大的医疗系统在内,全国各地的医疗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灾区,并且有序的协调配合起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严防疫情,保护健康,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这正是我国医疗制度的优势。在非典期间,我国能够在公布疫情后迅速控制疫情,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套医疗卫生应急体系。在紧急情况下,政府“购买服务”是往往来不及,也无法保障组织到必要的救治力量。因此,在平常的制度设计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医疗体系的这个特点。

  另外,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医学科研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医疗体系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越来越重要,这些也对体系的完整和部门之间的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从建国开始就建立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医疗卫生体系,这是我国的优势,这个优势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次我国的抗震救灾在国际上普遍得到好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掌握了这样一支力量,能够做到比其他一些国家更好。当然,目前的医疗体系有一些问题,“医改”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要注意不能把原来具有的优势丢掉。

  医疗卫生的灾后重建要做好关键几件事

  记者:医疗卫生也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您对灾后重建有什么建议?

  李玲:这次地震受灾的地区,大部分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农村,一些村镇甚至县城需要整体重建,这是重新规划和规范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健全农村和城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契机。“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需要重视下面几件事:

  首先,在目前的临时安置点,应该按照人口的规模设置卫生院和卫生服务中心,满足灾区居民对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的需求。这些卫生服务机构应该由政府主办,如果社会力量有意愿,也应当鼓励他们参加。考虑到灾民目前的经济状况,这些医疗机构应当主要采取免费服务的方式,或者只收取少量的挂号和药费,政府给予拨款和补助,并且配送基本药品,鼓励采取适宜技术。除了满足灾民的需求之外,还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对于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进行探索。

  其次,要在安置点广泛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安置点的人口比较密集,生活条件相对比较简陋,所以要把群众动员起来,广泛开展预防疾病、健康教育、生活方式干预等活动。健康是个人的责任,除了被动的接受医疗服务之外,要动员人们主动参加维护健康的活动,实现预防为主。“爱国卫生运动”曾经在我国有成功的经验,应该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还是比较薄弱的,在灾后的重建中,应该把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灾后重建的规划。调整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布局,把更多优质的资源调整到农村和社区。同时,不仅要规划硬件标准,还要进行制度的建设,一些西部的地区已经开始把乡镇卫生院纳入全额拨款范围,并且对村医进行补贴,四川灾区可以借鉴这些地区的经验。在灾后重建医疗卫生体系的过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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