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讨论了金融体系和市场经济制度中蕴含的公共产品元素，现在让我们再来重新梳理最初提出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公共产品”？ 也许这时已经能够更见端倪：经济学里对于“公共产品”的分析，其实本身仅仅是在“商品价值”和“交易”的范畴下所提出的。从庇古、萨缪尔森，再到科斯，经济学家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和分析，从来没有跳出那单纯关注市场交易的商品世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马克思在更早时候睿智的提醒：可以用于“交易”的“商品”属性，仅仅是我们人类生存中所珍视的物品的一种属性而已！企图用经济学基于“商品”意义的标准公共产品理论来套用于世界上的一切现实社会问题，就如同把我们所有的人类价值都通通用金钱交易的提议一样，显得偏执而狭隘。 “公共产品”之“公共”，并不是对“产品”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修饰词。相反，“公共”两字本身，其实蕴含着更多的基于公益和公平的基本价值考量，这些价值是市场交易中的商品属性远远不能涵盖的。
事实上，当我们跳出“商品”世界的小框架之后，我们便会发现，除了我们在日常意义上所认可的传统的公共“商品”如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国防之外，我们其实更生活在一整套无处不在的公共“非商品”包围中。立法和司法体系、财政和税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从宏观意义上，所有面向公众的社会制度，不仅仅都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且都致力于规范和保护每个公民在商品交易之外更多层次的平等公众权益，而在整体的意义上全面维护公民的各种基本价值。因此，与前面分析的金融体系一样，它们虽然都不是商品，但是无疑都是天生的公共产品，而且比商品层次上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多的公平和社会责任的元素。显然，制度这一公共产品作为社会运作的基础和保证，确保其建立和维持的根本诉求无疑只能指向一个纯洁而有效的政府体系。在当前中国的思想讨论中，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制度的失败归结于政府权力的腐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腐败并不是政府的天然属性；相反，它其实正是政府职权中蕴含的非商品的公共产品属性被商品化和市场化的结果。当然，我们也可以调侃一下，依赖于政府的纯洁性的这些公共制度，也不是不能市场化提供的：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就曾经开过一个精辟的玩笑：“合法国家和黑社会，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至此，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身边这无处不在的公共产品的真正轮廓。如同每一件物品的商品与非商品属性一样，每一种产品，其实也正包括着商品价值意义上的“公共”和非商品价值上的“公共”这两层元素。除了宏观意义上的制度外，还有许多在商品价值意义上看似还不够“公共”的领域，也常常在非商品价值的意义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公共”色彩，教育和医疗领域便是最为鲜明的例子。教师、课本、设备，这些教育资源本身无疑都是兼具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我们当然无法一厢情愿地追求让每个中国人都进大学，念博士；但是，如果每个教育机构都单纯以学生能够付出的金钱多少来唯一决定提供教育服务的多少和质量，这样的教育系统永远也不可能支撑起一个真正面向下一代发展的社会教育体系。同样，在医疗领域中，单纯基于商品价值而运作的市场机制，无法顾及个人健康的“无价”性，和整体社会中健康的生活环境的公平导向，“从来解决不了全民的医疗保障”(克鲁格曼)。事实上，如同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Haq)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引入教育和健康，和传统的人均GDP共同作为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初衷一样，教育和健康的根本价值，从来都和基于普遍商品和金钱的GDP不在一个维度上。而且，人类发展指数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意义上来讨论教育和健康的概念，也更强调它们所蕴含的深刻的关乎社会公平和根本公共权益的非商品的“公共产品”属性。曾几何时，我们也更愿意把老师称为“灵魂的工程师”，而把医生视为我们的“白衣天使”。是否一定要等到教师和医生都已经完全将职业作为了谋生的手段，灵魂和天使都已经不得不受制于单一的商品价格规律，大众都不能再自由的享受到基本而平等的接受教育和获得健康的公共权利时，我们才会回头反思：这些在经济学家的商品眼光里似乎还不是“公共产品”的领域，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公共”追求吗？
让我们最终回到今天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在刚刚颁布的新医改指导意见中，我国就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概念，并把这项制度作为公共产品，作为一种公民发展的基本权利，以政府主导并结合市场机制的方式来向全体人民提供。无疑，这正是我们当前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改革中的一次重大创新和进步。显而易见，医疗服务高度的专业性和差异性，医疗行业天然的垄断性，医疗活动中严重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再加上健康本身作为人类自由发展的基本权益的公共产品属性，让我们在思考和设计医疗服务领域中的市场竞争机制时必须慎之又慎，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必要，关注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产品属性，尤其是其在非商品意义下的公共产品属性，从而明确医疗卫生领域中的政府职能和政府投入的重要意义。同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进程中，我们也需要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主动的发挥政府在制度设计和规范过程中的引导性力量，为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更为坚实的公共产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