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在一部分人中引起争议。中国将来的市场经济模式会成为北欧那样的收入差极小，但社会缺乏动力的福利社会？还是成为像英美那样比较自由放任的，收入差较大，但社会充满动力的社会？还是无可奈何地滑入拉丁美洲式的权贵垄断市场资源，贫富收入差极大，社会充满动荡的社会？人们提出这些疑问，当然基于贫富差距日益恶化的现状。
所以，对贫富差距在同一地区内、地区间，以及城乡间不断加剧的原因，必须作深入分析，才能回答为什么深化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会有助于减少因特权和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并有助于人们接受基于市场公平竞争带来的即使是较大的收入差。
市场经济下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归根结底取决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一个人的可替代性越高，收入越低，反之则越高。例如，靠脑力吃饭的微软总裁盖茨无人可替代，收入必然会很高。同理，靠体力吃饭的迈克尔·乔丹，也是无人可替代，收入也是很高。他们收入高，大家也是认为公平的，所以他们所到之处才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人们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仇富心态。今日中国收入不等的原因很多。从过去近两年中争论的火爆性看出，对改革结果的分配持失望态度的人正在增加。这些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改革措施所导致的利益分配结果是否公平的质疑上。
在理想状态下，假设所有人的客观初始条件都一样，包括机会都一样，结果若不平等，有穷有富，显然是各人主观努力程度不同，大家没话好说，愿意将事实上的收入不平等作为公平的结果而接受。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人面临的客观初始条件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起点并不平等，自然会加剧结果的不等。所以对各类收入不平等要细细分析。例如，基于智力和体力等天赋的不同，或基于后天努力程度的不同，或基于所处地域的自然禀赋的差别，或出生的家庭境况的悬殊，造成结果不等，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弥补之道是允许人们迁徙自由以促进民众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普及教育以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但是，如果起点的不平等是由一些制度安排造成，由此导致结果的不等，大家就会特别地愤愤不平。弥补之道，当然是废除一切特权，行政垄断，地域限制，身份歧视，对所有个人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
今日中国收入不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垄断和特权的普遍，产权界定不明，保护不力，自由竞争原则远未确立，市场机制远未完善。一些人的收入奇高，不是因为他们的体力或脑力的不可替代性，而是因为他们的垄断地位，别人无法和他们公平竞争商业机会或资源。所以，中国的市场化不是太过，而是十分不够。面对被一些特权、行政垄断和部门垄断严重扭曲的市场环境，改革措施有时要么无法推行，要么遭到扭曲，在一些领域，产生的增益常常为权贵劫持，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恶化。
例如，在维护农地集体所有的名义下，中国的农地不准自由买卖，只能由地方政府低价垄断收购。在这种情况下，为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出台的有关征用农地的改革措施，使一些享有特权的地方官员和享有金融垄断的开发商，可以作权贵之间的交易。农民作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则没有得到公正补偿。农地集体所有本来说是保护穷苦农民，结果已经造成四五千万因失地而致贫的农民。这部分为数众多的失地农民，本来应该凭藉土地产权，分享至少2万亿元的土地增值，作为重新创业的启动资本，并会因此大大改善中国城乡收入的基尼系数值。可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巨额的土地增值往往落入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并造就了一批富得冒油的开发商。结果自然是大大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内的贫富差距，并使中国城乡基尼系数十分难看。
又如中国的电信部门、石油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房地产部门等，在维护国有资产，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唬人名义下，大行部门垄断之实，用行政特权排斥民营企业的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将垄断利润截留在本部门，由此造成的低效率和高价格，却要全民承担。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由于特权和部门垄断的大量存在，很多交易并不是在自由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上完成，而是由一些官员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因此商业贿赂成为政府腐败的主要形式。只要官员可以利用一些特权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性的漏洞仍在，寻租行为就不大可能杜绝。
现在不少人将板子打在腐蚀官员的奸商身上，似乎这些官员本来天真无邪，清清白白，可恨的只是引诱官员的奸商。这只说对了一半。在商言商，商人追逐的是赢利。为了获得资源（例如土地的批租，政府的采购订单、能源、矿山的开发、国有资产的收购、办学、办医等权利），必然会“进攻”控制资源的相关官员。从经济发展的道理来说，向全民开放各种资源，厂商公平竞争，出价高者得之，也是天经地义、利国利民的好事。出现在一些领域的猖獗的官商勾结，匡正之道，不在于进一步用政府之手垄断资源，而在于进一步开放资源的市场公开交易。例如农地的所有权本来就属于农民，应量化到个人，允许自由买卖。政府采购、能源、矿山、国有资产等应考虑尽量实行公开招标，排除暗箱操作。卫生部门，教育部门都应废除国家垄断，实行双轨，并一视同仁。
所以，将目前的收入分配恶化，归罪于过度市场化，显然是不懂何谓真正的自由竞争市场，何谓邹至庄教授所说的“官僚市场经济”。后者用社会主义名义大行封建等级，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和花样百出的将公民及其企业按所有制分三六九等，实行各种歧视和限制，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日益凸显。
尽快确立市场经济最基本原则，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就是为比较公正的收入分配提供不易引起争论的客观基础。今日的中国大家特别执着于公正两字，自然是出于对贫富悬殊的反感。可是，离开自由竞争市场，公正便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绝对平等不但不等于公正，而且会窒息效率。适当的收入差别，反而反映公正。例如，通过市场上的公开竞争，不同工作的收入总有高有低，虽不理想，但只要反映各人的本事和努力的差别，便被视为基本公正的结果而接受，人们不会有太大的怨言，不然微软总裁不会如此受人由衷的崇拜。
中国今天的市场，离充分自由而公开竞争的市场，仍有一定距离。例如像物权法仍未确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市场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等具有普适价值的法律和原则，还需深化。
所以，当务之急是明晰界定所有权和产权，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一视同仁，保护所有企业和个人自由进出市场的权利，使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正常运作，并用这样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来完成收入的一次分配。虽然收入分配仍然有贫富差别，但正如体育竞赛中必然有胜有败，人们愿意接受公正的结果。和竞赛场上的胜败不同的是，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和基于均衡价格的交易，必然使交易双方都较交易之前的状态有所改善。即使民工这样的境遇令道德家们唏嘘不已，但对民工来说，只要能够来去自由，其境遇相对于在家务农一定会有所改善。
由自由竞争市场解决收入的一次分配，不但会大大减少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责任，也会大大减少寻租，并会使中国避免走上某些福利社会将公正置于效率之上的陷阱。在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政府的介入，比起市场上不依赖人际关系的客观交易，往往更容易激起人们的猜疑。即使在政府必须介入才能推行的卡尔多改进的地方，也离不开自由竞争市场上形成的均衡价格的参照系。改革措施涉及的利害双方，都不应凭空喊价，尤其不能凭垄断特权(包括垄断性买家和垄断性卖家)以势压人，而应以自由竞争市场上形成的均衡价格为参照，否则无论增益还是损失都无法计价，更谈不上由政府主持公平补偿的问题。
怀疑市场经济体制是所有可能的经济体制中最有效率的，在今日中国这样的人并不多。但是，不少人认为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恶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并归之于主流经济学的固有缺陷，甚至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明知市场经济的缺陷而隐下不提，因而有误导政府和民众，与奸商狼狈为奸的嫌疑。这些情绪化的指责，逻辑上有两个漏洞。第一，个别主流经济学家也许有忽视市场失灵的时候，但不等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有这类失误。第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等于世界上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对市场失灵、财富的公正分配，以及市场失灵的匡正之道的讨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是无法归罪于主流经济学的。
检讨主流经济学能否适用中国社会，应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结论为准。主流经济学的实践使几十个欧美国家以及东亚一些邻国变成了既有持续繁荣，又有公平分享的社会。原因何在呢？首先，主流经济学主张明晰产权，保护产权。这不但是为了效率，而且正是为了保护愿意通过勤奋工作来改善生活、积累财富的普通民众。在主流经济学所构建的社会中，收入和财富来自公开而自由竞争的市场，而不是来自特权和出身血统。这样的社会里，财富既是得到保障的，又是很快流动的。只要作出贡献，没有财富的可以拥有财富，没有地位的可以获得地位。而原来含着金匙来到人间的人，只要对社会毫无贡献，很快沦为大家鄙视的贫民。这叫财富来得快也去得快，人人有出头的机会，又有丧失一切的可能。一言以蔽之，财富和收入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挂钩，才是最基本的社会公正。
可是在产权得不到界定，不准拥有私有产权的社会里，所有的财富事实成为权贵的囊中之物。这些人成为法律之上和之外的特权阶级，自然不用仰赖产权保护。对他们而言，越是产权没有界定和保障，越是可以凭自己的权势肆无忌惮地掠夺社会公产和民众私产。例如当年英国的土地贵族们对公地发起的圈地运动、现今中国一些城市政府进行的征地，以及以国有资产为侵吞目标的一些贪官。获利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而没有得到正当利益的都是弱势群体。
其次，主流经济学主张凡竞争性市场能够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应该尽量留给市场解决。这一主张不但基于竞争市场更能导致效率优化的理由，而且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正如亚当·斯密早就指出的，如果我们的福利基于别人的善心之上，这种福利会十分脆弱；只有当我们的福利基于别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之上，这种福利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承认，市场经济确实是建于人们的逐利动机之上的。在法律范围内的逐利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既没有什么崇高，也没有什么可鄙。
第三，主流经济学从来没有将市场美化为人间天堂，完美无缺。相反，基于稀缺性理由，主流经济学否认产品可以取之不竭。主流经济学意识到市场会有失灵的时候。对市场失灵有详尽的讨论，并提出匡正之道，便是引入反映民意的政府干预。从反垄断，抑制负外部性(例如环保，生态保护)，发扬正外部性(例如扶助教育，医疗和科研)，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帮助弱势群体获得起点的平等(助学金，社会救济，失业救济，医疗补助等)，到公共产品的提供等等，现代政府已经被赋予远远超过守夜人的重大责任。最能反映主流经济学趋势的主要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对此都有详尽的讨论。
以笔者在19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的亲身经历，即使是像芝大那样以提倡自由竞争市场，反对政府过多干预闻名的学校，像斯蒂格勒、贝克、卢卡斯等教授们对上述和市场失灵有关的课题，都有客观而中肯的介绍。认为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市场失灵，或对市场失灵缺乏匡正之道的说法，恰如天方夜谭。而且要指出的是，主流经济学高度警惕引进政府干预市场的代价，对包括寻租行为在内的政府失灵的后果，有充分的讨论。这和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在批评市场的同时，将主要希望寄托于加大政府干预，却忽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及其巨大代价十分不同。我们要高度重视政府失灵的代价，以免将来民众对一些腐败产生愤怒之余，又将板子打到主流经济学身上。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呼吁尽量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解决一次分配的原因。
最后，主流经济学同时也承认，即使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基本公正，但是由于各人事实上面临不同的起跑线，政府有通过税收，调节收入的再分配的责任。通过税收调节人们的收入，帮助不幸的家庭在社会中重获自食其力的能力，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防止贫困代际相传的必要手段。事实证明，坚持由自由而公开的市场解决一次分配，由反映民意的政府通过税收、义务教育、自由迁徙和社会救济等手段调节收入的二次分配，能够防止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有效降低盲目仇富心理，避免绝对平均主义的发酵，同时避免陷于福利社会的泥沼，避免在世界市场上丧失竞争力。
(全文完。作者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