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是发生于上一世纪的遥远往事。那时，“读书无用论”弥漫于神州大地上空。幸好下乡后我将外语作为自娱手段，借以度过赤贫的乡下生活的寂寞和心灵孤独，英语总算没有荒废。进城后又有幸在中国社科院信息文献中心（即当年的情报所）工作两年，任务是摘译国外重要学术杂志上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有借鉴意义的论文。当时国外许多研究机构对刚刚经历十年文革动乱不久的中国怀有极大的神秘感和好奇心，要求来访，交流的国外著名学者络绎不绝，而文革后招收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此时入学不久，离毕业还早，使王光美领导下的社科院外事处常常感到人手短缺，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我会被借调去参与接待外宾。我虽然笔译还可以，要我口译其实是勉为其难的，因为之前，从无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但这项工作使我可以接触到中国一些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所以我对来自外事处的借调倒是从不推却，反而翘首以待。当年接触的一些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大概也不会想到，即使是对有过下乡经历、见过一些世面的我来说，他们有些话也不啻是一场地震。现在回想起来，我仍对他们的道德勇气和深邃的目光钦佩不已。
一次，陪同外宾拜访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秖老师。董老在介绍人民公社的经济学本质时，尖锐地说，人民公社下的社员其实是农奴，因为他们不但无权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也无自由离开本村所属的公社。包括劳动果实和人身自由在内，他们的一切都在公社的控制之下。我听了之后，虽然认为董老所说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但董老对公社制度的定性，仍使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正犹豫间，董老以明确的口气对我说：“我是说了农奴，你尽管翻吧”。当我把董老的意思翻给外宾听时，果然，感到十分意外的外宾坚持要我再向董老确认一下。事后，外宾连连对我说，这次访华，董老的诚实、坦率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的话显然暗含着他所见到的某些学者因文革造成的心有余悸而不够诚实，不够坦率。其实，董老那天话锋如剑，一针见血的论述，也使我对公社的本质有了飞跃的认识。董老为农民疾苦而呼喊的道德勇气，更使我的内心震撼不已，久久无法平静。
另一次是在1978年到1979年间听于光远老师介绍中国经济改革的长远目标。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供应之困难想必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不但什么都要凭票凭证，有时即使有票有证，也不能随时可以买到。偏偏父亲异常好客，往往吃饭前最后一分钟来的访客他都会诚恳挽留，并示意要我加饭加菜。面对空无一物的厨房，我只有立即奔向邻近的副食品商店。可是，那里的货架往往也是空空如也。这还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文革之后的最初几年，全国的物资匮乏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百姓生活的艰辛，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学术界的一些人竟然不痛不痒地在争论“中国经济为什么应该是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这种不着边际的问题。虽然有些思想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已经在鼓吹开放个体经济，但一再说明只是作为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尽管这样，还是立即会有人出来居高临下地或揣摩上意地说，对民营经济作这种让步性的开放应该有限度，民营企业家的雇工人数不应超过8人，并引经据典地证明，超过此数就是剥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事实上，这种讨论毫无经济学的实质内容，也不以民间疾苦为怀，自然无聊之极，也使人回想起躲在钓鱼台里享受富贵荣华、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的“四人帮”的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在这种背景下，有一次亲耳听到于老断然地说，民营经济不占中国经济总产出的一半以上，中国经济改革就没有希望。国营经济一家独大的局面仍然会使中国经济失去内在活力，计划经济下必然发生的短缺仍然会造成普遍的贫困（大意如此）。于老在当时计划经济大行其道，而民营经济仿佛先天有罪，许多御用文人对“鸟笼经济”趋之若鹜的背景下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民营经济正名，大力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彻底改造计划经济体制，是需要深厚的才学和过人的勇气的。他的高瞻远瞩，以黎民百姓的疾苦为怀，对计划经济弊病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真理的勇敢坚持，无不使人肃然起敬。
最近回国一次，参加留美经济学会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召开的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大型国际会议，遇到许多老朋友，大家对改革开放不知不觉间已经走过30个年头无限感慨。在庆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大家也觉得中国离大功告成仍有不小的距离。根据世界银行对经济奇迹的定义，能持续高速、各阶层也能比较均等地分享繁荣的均享型增长(growth with equity)，才构成经济奇迹。回顾东亚地区其他经济在高速增长期间，多能保持较低的基尼系数，相比之下，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间长达30年，可说远远超过东亚其他经济。但若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的收入分配在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但显著高于东亚其他经济，而且仍在扩大之中，令人忧虑。
显然，除非中国能够尽快改善城乡的基尼系数值，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离开世界银行对经济奇迹的定义仍有不小的距离。中国已经选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都达到理想状态的先决条件是，所有的要素必须充分而自由地流动。因为要素只能在流动中才能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这就要求，对要素的所有者的身份不能进行制度性或政策性的歧视，不然就会阻碍某些要素的自由流动，结果一定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东亚各经济不但在战后推行了土地改革，而且坚持土地私有和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是它们的收入分配较为平等的基本原因之一。
1978年前的长时间内，中国几乎所有的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动，甚至出现董老所说的事实上的农奴身份。所以，当时中国出现普遍的贫困，而又以广大农村为最甚。1978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正面临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历史潮流。经济规律会使各种生产要素作如下的流动和集中：第一，投资和生产会向城市地带集中，以获取城市的集聚效应带来的平均成本的显著下降；第二，受贸易带来的巨大增益的激励，中国必然会使本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第三，为了节省出口的运输成本，中国的生产要素会向沿海地带集中；第四，由于城市的集聚效应，沿海地带的生产又会特别地向沿海城市集中。
可见，为了追求效率和更高的报酬，生产要素会自动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为了避免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要求生产要素同时在行业内和行业间高度流动，在阶层内和阶层间高度流动，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高度流动，在一国之内和国际间高度流动。城市，特别是沿海的城市，一定要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开放，允许他们移民定居。只有如此，本国比较丰富的要素才能和本国比较稀缺的要素充分而自由地结合，内地的要素才能和沿海的要素结合，分享沿海的繁荣。这不但能降低利用本国比较稀缺的要素时的成本，而且会显著提高本国比较丰富的要素的收入。例如，中国的资本和人力资本比较稀缺，而非熟练劳动比较丰富。如果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资本和人力资本就容易获得暴利，而非熟练劳动则难以增收。如果要素能够充分流动，包括允许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本国教育的普及，本国非熟练劳动的大量流出（主要通过外贸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途径），则本国资本和人力资本凭稀缺性本来可以获得的较高收入就会日益趋于平均化，而本来过剩的非熟练劳动在获得充分利用后便能获得收入的显著提高（见蔡窻等的近期研究）。
从生产要素的性质来看，资本天然有最高的流动性，劳动其次，土地最不容易流动。所以，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收入分配很容易因要素流动性的不同而趋于恶化。如果再对要素的所有者因其不同的身份而加以优待或歧视，则受到优待的要素所有者因其要素能够靠政治特权和其他要素强势结合而更加容易暴富，而受到歧视的要素所有者因其要素无法和其他要素自由结合而更易陷于贫困，无法自拔。这自然就加剧了收入分配的恶化。
现在中国的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所有者，也就是教授、大学生等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已经有权实现自己拥有的要素的收入最大化。现在已经没有人说大学生必须到农村去，或者到收入低的省份去。因此白领们的收入增长较快，这也是应该的。对资本要素的所有者，也没有人再规定他们必须去什么地方投资，或必须投资于哪个领域（虽然仍有许多领域没有对民营资本开放），因而他们有权根据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决定投资的领域和地域。他们也都没有帮助政府提供公共财政的义务。
但是，现在农民这个收入最低的阶层，不但被迫承担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义务，而且还要蒙受许多身份歧视，无法自由地追求其拥有的要素——劳动和土地的最高价值。他们作为劳动者的身份仍被城市的许多制度所歧视，因而很难在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中留下来，为自己带来更高的收入。他们所有的土地也无法通过交易而自由流动，因而无法实现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在市场中的真实价值。每当他们有机会实现土地升值的时候，例如很受市民欢迎的小产权房，或城市面积扩大需要将他们的农田改为城市用地的时候，国家却以集体土地不得交易的歧视性理由，用很低的价格将他们的土地收购过去，因而其间的差价就被国家垄断和占有了。在如此歧视农民的体制下，农民的相对收入怎么会不日益恶化呢？30年来的实践说明，不取消这样的土地制度，单靠一些农业补贴，无法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财政上的补贴恐怕也难以为继。所以，三农问题的早日解决正在呼吁对农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