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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科学,不应该成为显学


 

想当初,我1962年考上北大经济系时,堂堂一个经济系五个年级只有区区二百名学生,经济学教授们在社会上默默无名。看如今,当年的经济系已成为两个学院(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和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生数。教授们出入于中南海、玉泉山出谋划策,奔波于各种讲坛和企业侃侃而谈,重量级学者已是社会名流。人们说,经济学已成为今天第一显学,此言的确不假。   

随着经济市场化,经济学成为显学并不奇怪。在美国,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已达十万人之多,十万经济学家都有工作,说明经济学繁荣也是市场需求的结果。但透过我国经济学界这热热闹闹的表象,我总感到有几分泡沫,几分浮躁。那些号称著名的经济学家有几人进入了世界前列?那些言必经济学的人有多少了解它的真谛?那支庞大的经济学者队伍中有谁在研究学问?有多少行之有效的政策是经济学家的首创?有哪家企业能在经济学家指导下起死回生?又有多少人能靠经济学发财致富?二十世纪初由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物理学革命引起的“物理学热”在轰轰烈烈一番之后终归平静,经济学何时才能回到不发高烧的正常状态?   

我总为经济学的喧哗与强劲感到不安,总觉得经济学成为显学是祸不是福。经济学需要的是冷思维而不是热推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默默无闻的研究,而不是煽情式宣传。持续不退的高烧会毁灭经济学,是摘下显学的光环,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经济学是科学

宗教可以狂热,时尚会发高烧,能名利双收的学问可以成为显学。但经济学不是宗教、不是时尚,不能立竿见影地名利双收。任何一门严肃的科学都不应该成为显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它也不应该成为显学。   

对于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学界争论颇多。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关于把经济学和物理学、化学、医学一样看待是否适宜的问题,在科学家和广大公众中无疑存在着——迄今依然如此——广泛的怀疑。”〔1〕他明确表示,许多人不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观点”。 〔2〕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呢?我们先来看看《不列颠百科全书》给“科学”下的定义:“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各种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3〕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科学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及各种现象;第二,研究的方法要求摆脱价值判断,公正而客观;第三,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知识,发现真理或基本规律。我们应该根据这三点来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   

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现象是客观的。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具有客观性吗?如果观察每个人的行为,的确是主观决定的,对相同的环境,每个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但当我们把社会作为一个总体,观察所有人的行为时,就一定是客观的,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根据大数定理,少数人反常的行为互相抵消,总体行为是客观的,有规律可寻的。例如,当某种商品价格上升时,有人会减少购买,有人会增加购买,也有人会不改变购买量。但从总体来看,一定是购买量减少。某种商品价格上升购买量减少就是一种客观现象,并不受个别人的反常行为影响。这种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同样是客观的,本质上没什么差别。经济学家研究客观经济现象,自然科学家研究客观自然现象,都是科学研究。   

经济学的科学性还在于它运用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研究方法。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指出:“经济学家努力以科学的态度来探讨他们的主题。他们研究经济的方法与物理学家研究物质和生物学家研究生命的方法一样:他们提出理论、收集资料,并分析这些资料以努力证明或否定他们的理论。”〔4〕尽管经济学家“不用试管或望远镜进行研究工作。但是,科学的本质是科学方法——冷静地建立并检验有关世界如何进行的各种理论。这种研究方法适用于研究一国经济,就像适用于研究地心引力或生物进化一样”〔5〕。

这种科学方法首先在于经济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在研究时超脱了价值判断,以客观的态度研究客观现象。在十九世纪之前,经济学是以道德科学的面目出现的。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以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努力使经济学摆脱价值判断,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6〕。经济学实证化是经济学科学化之路。现在实证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其次,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探讨经济运行规律时,把经济现象作为若干经济变量变动的结果,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说明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最后,经济学在某种假设之下分析社会现象,得出结论,并用事实来检验结论。这些与自然科学运用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经济学研究得出的理论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经济学追求的正是这些认识。经济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种认识就是理论。经过检验的理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与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能量守恒、相对论,都是真理,市场机制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是真理。当然,与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经济学中的真理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但这些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与价值判断无关。例如,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价值判断出发,对市场经济作出不同的评价,但都承认,与其他经济体制(奴隶制、封建庄园制、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这是经济学理论可以摆脱价值判断,成为一门科学的原因。   

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历史才有二百多年,如果从十九世纪中期经济学走向实证化算起,现代经济学的历史还不到二百年。与其他科学相比,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而不成熟的科学,但它所发现的许多理论已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对经济学的科学化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尽管那些落后的社会科学还需要找到自己的伽利略,而经济学却已经历过了自己的牛顿革命。”〔7〕


为什么人们不认为经济学是科学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决定设立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俗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此举也引起许多科学家和公众反对。为什么有许多人不认为经济学是科学?探讨这个问题对我们认识经济学的性质以及经济学不应该为显学的原因大有帮助。   

社会经济现象远比自然现象复杂,经济学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揭示也比自然科学要困难得多。这首先是因为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因素比影响自然现象的因素更复杂。许多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要比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更简单。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进行受控实验,使其他不相关条件不变,从而研究所要研究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进行受控实验,要确定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比自然科学困难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到人们的切身物质利益,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感情。马克思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例如,英国的高教会,会饶恕那种在三十九个信条中对三十八条进行攻击的行为,而不会饶恕那种攻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行为。”〔8〕这些反对当然也会干扰经济学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比如,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反对市场经济,这并不是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而是市场经济损害了这些人在计划经济时的既得利益。即使抛开物质利益问题,人的认识总是有滞后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在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内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9〕这种传统的保守性在自然科学中也有,但在经济学中更严重。这也使经济学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现实。在少数人认识到以后,要让多数人接受仍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人们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还来自三个问题:经济学真能摆脱价值判断吗?既然经济学是科学,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争论不休?经济学家经常作出错误预测,这能是科学吗?   

在经济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上人们常常混淆了两个问题:认识世界与改善世界。经济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即寻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在认识世界时,经济学必须而且可以超脱价值判断,因为经济规律是客观的。这时经济学家也只有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才能成功。改善世界却离不开价值判断,正如曼昆所说:“确定什么是好政策或什么是坏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还涉及到人们对伦理、宗教和政治哲学的看法。”〔10〕改善世界是决策者的事,决策者在根据经济规律决策时要考虑价值判断。这正如在生物学中,能否用基因技术复制人是科学问题,而是否应该允许复制人是决策问题。前者与价值判断无关,后者取决于价值判断。   

经济学家的确是爱争论的,有人开玩笑地说,两个经济学家也会有三种观点。这话真有几份道理。但经济学家有争论并不能证明经济学不是科学。自然科学中争论也不少,生物学家不是至今仍在争论物种起源吗?至于宇宙的起源争论就更大了。真理总是在争论中产生的,经济学家有争论、有不同流派是很正常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学家有争论也有一致之处。英国经济学家布里顿调查了经济学家的分歧与一致,写了一本题为《经济学家们存在一致性吗?》的书,结论是发现“经济学家是高度一致的”〔11〕。美国经济学家阿思顿等人调查了美国经济学家,得出了与此相同的结论,尤其在十个重要问题上经济学家高度一致(一致率在百分之九十三至百分之九十八)〔12〕。这些一致正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的预测的确经常失误。美国记者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写了一本名为《迷惘的预言家》的书,历数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学家预言与决策的失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谜游戏。”〔13〕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认识和解释世界,并不是预言什么。经济学家的确有过不少错误预言,但正确预言也不少——哈耶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失败,五十年以后这个预言不是被证实了吗?其实任何一门科学都会作出错误的预言,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不是科学。气象学作出的错误预言恐怕比经济学多得多,但有谁否认气象学是科学呢?

  经济学在我国遭到误解还与我国解放后经济学的发展状况相关。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经济学沦落为御用工具,既可以为“大跃进”辩护,也可以为“四人帮”的“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论”〔14〕辩护。经济学家迫于压力,今天说一种话,明天又说相反的话,经济学在人民心中失去尊严。但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并不能说明经济学不是科学。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经济学正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发展。
经济学不是经邦济世之学

据说中文中经济学这个词就是由“经邦济世”这个词而来的,似乎学了经济学就能经邦济世、发财致富。在充满浮躁的转型时期,文人学士想出谋划策“普济天下”,普通百姓想脱贫发财“独善其身”。正是这种功利思想把经济学推到了显学的地位。只要认识到经济学并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经邦济世的作用,它显学的光环就会消失了。   

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指出:“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15〕通俗地讲,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无论是一个社会、一个企业或一个家庭在面临资源稀缺的限制时都有选择问题。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与人们的生活如此密切相关,于是它就被认为是一门能够学以致用的科学。中国的先贤们在引入这个词时又根据传统的经邦济世思想译为经济学(最早是梁启超先生译为生计学),更加深了这种理解。人们希望学了它,大可以为国出谋划策,小可以发财致富,实现“治国齐家平天下”之夙愿。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正是这种误解种下了经济学成为显学的祸根。   

经济学能制定出成功的治国策略吗?在历史上是先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后才有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先有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后才有李嘉图为这种政策辩护的比较优势理论。许多人都指出,先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而后才有凯恩斯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正确地指出:“他(凯恩斯)并不是先有理论再有实用政策,而是先有目的在于医治真正的经济病症的实用政策,再由此引申出他的理论。”〔16〕其实从根本上说,人类经济社会的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或政策都不是经济学家有意设计的,而是人们自发活动的结果。哈耶克指出:“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规章制度,已经在没有计划和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产生出来,并且画龙点睛地在发挥作用。”〔17〕经济学家并没有设计出私有制、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只是在解释这些已有的东西而已。   

企业和家庭也并不是有意地按经济学家的理论行事,而是根据自己的本能或经验在行事。例如,经济学家把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作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实际上,根据经济学家艾特曼和格思里对三百三十四家企业的调查,只有十八家企业认为自己的成本是经济学家说的“U形曲线”。许多企业也不知道边际收益,在实际决策中并没有自觉运用这一原理〔18〕。企业家不懂这些理论照样可以成功,精通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未必能把企业搞好。同样,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但事实上即使经济学家也不会自觉地按这种原则去购物和消费。经验观察告诉我们,消费者的行为更多是随机性的、冲动型的,而不是像经济学家所说的是理性的。   

应该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对现象背后规律的总结、抽象与概括,并用以解释各种现象。市场经济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国家干预理论解释了现实中政府的各种政策。生产理论和消费者理论概括了左右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内在规律。也许企业和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规律,但就普遍情况而言,他们是不自觉地按这种规律行事。正如日月星辰并不知道天体运行理论,却按这一理论揭示的规律在运行一样。   

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科学”的定义指出的,它在追求知识。在这种过程中所得出的规律性结论有助于改善世界(注意改善世界不同于改造世界)。例如,我们在解释国家干预政策的基础上可以改善政策,使之更好地调节经济,对企业和消费者行为背后规律的揭示也可以使它们的行为更理性。但这种作用不同于学以致用的立竿见影作用,也不是学了经济学就可以经邦济世或发财致富。这正如学了物理学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运用于设计机器,或学了化学也不是就可以合成物品一样。把科学运用于实践还有许多工作,理论与实际之间并不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学没有用,而是说它不是那种能直接带来好处的技术。与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重要的,但它缺少直接的实用价值,不能急功近利。只有急功近利的东西才能成为显学,经济学不是那种学了就能发财的东西,当然不应该成为显学。
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悲剧

一种不该成为显学的科学被作为显学是一个悲剧。经济学被作为显学之后热闹得很,但对于需要冷静的科学而言,被捧到热闹显学地位,是祸不是福。每种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经济学成为显学也是如此。我们探讨一下经济学成为显学的背景对它本身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经济学成为显学是因为它受重视。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安排好了一切,企业和家庭无非是听从而已。而且,计划经济者颇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以为可以人定胜天,所以并不按经济中的客观规律行事。经济学除了为政府的现行政策进行辩护和注解,别无他事。但市场经济却使人们认识到掌握经济规律的必要性,也使企业和消费者感到作出正确选择的重要性,于是经济学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求助于经济学。经济学越发达,经济学家越多,说明一国经济问题越多。正如战争越多、军事家越走红一样,经济越乱、经济学家越走红。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受重视并非吉兆。越是经济糟的国家,越出优秀经济学家。   

经济学受重视也并不是一件坏事,但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经济学成为显学就决非幸事了。经济学成为显学说明经济学本身和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陷入了误区。首先是人们把经济学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者是一些浅薄的经济学家吹嘘经济学是灵丹妙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吹嘘某种东西包治百病时这种东西一定是诈骗术。没有一门严肃的科学以灵丹妙药自居。经济学当然不能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仅仅是给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启发,能否找到正确的方法又是另一回事。扩大了经济学的作用是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原因。   

迷信产生于无知,对经济学的迷信也来源于对经济学了解甚少。个别自诩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人学了点皮毛,以为自己得到了真经,为了卖个好价钱,到处吹嘘推销。要能卖出去,当然要靠广告,吹嘘经济学如何有用就是一种广告。群众的无知是理性的,上当受骗也难免。这样,有人当星,有人追星,经济学就显赫起来了。经济学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博大精深,许多经济学家穷经皓首一生也不敢说如何精通。但只知皮毛的人是敢于吹牛的,就我们现实的状况而言,对经济学仍是知之甚少,但却在预言近期要得诺贝尔奖云云,岂非白日作梦?个别号称著名经济学家者到处发表言论,其实略微了解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他们连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都没有——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某著名经济学家称中国发生了严重超速通货膨胀,其实根据经济学中的定义,每月通货膨胀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方可称为超速通货膨胀,中国从未达到这一通货膨胀率,何超速之有?   

从社会来看,经济学成为显学还在于转型时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人致富心切,想以最快的速度发最多的财。在各种科学中,经济学似乎与发财最接近,经过夸张或宣传就热起来,显起来了。经济学成为显学是一个浮躁时代的标志,要经历这一段以后,经济学才能回归到正常状态。   

经济学成为显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经济学家活跃于各个领域,成为当红名星〔19〕。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批经济学家进入政府参与决策,进入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经济学家发财致富成为名星也是正常的、应该的。但我总觉得,经济学要能发展,总要有少数经济学家甘于坐冷板凳,甘于寂寞,认真做学问。这种做学问可以是认真读书,也可以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有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济学才有希望。   

我之所以称经济学成为显学是悲剧,就在于对决策者和公众来说,难免受浅薄甚至错误的经济学误导;对经济学家来说,外面的世界诱惑太大,无法真正潜心研究经济学。这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希望在哪里呢?   

经济学是摘下光环、走下显学神坛的时候了,果如此,则是国家之幸,也是经济学之幸。


注释:
〔1〕〔2〕米尔顿•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大会上的演讲),收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4、115页。
〔3〕《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5卷,第13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4〕〔5〕〔10〕〔12〕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第19、28、33页。
〔6〕西尼尔(1790~1864)在183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探讨了摆脱价值判断的纯经济理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6年);萨伊(1967~1832)在183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导论”中探讨了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7〕转引自布赖恩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95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初版的序”,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郭大力、王亚南译本)。
〔9〕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终结》(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页。
〔11〕参看S•布里顿:"Is there an Economic Consensus?London,Macmillan,1973."
〔13〕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高德步等译),海南出版社 1997年版,第9页。这本书许多观点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这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14〕“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论”指四人帮把按劳分配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
〔15〕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16〕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页。
〔17〕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8〕参看马克•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下册,第142、160页。
〔19〕詹小洪教授在《京城十类经济学人》中生动而真实地描述了当代经济学家的状态。参看《经济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期,第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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