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看:随着人均GNI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也不断提高;当人均GNI达到一定水平后,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图1)。[[image1]]
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与人均GNI的关系则不同:在人均GNI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GNI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GNI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下降,呈现一定的波动趋势,但水平基本稳定。
在图1的两个散点图中,中国都处于趋势拟合线的上方。这表明,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究其原因,由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比例急剧降低,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从而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4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2.13%,其中,相对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39岁人口,占到了全部人口的41.32%。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1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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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图2)。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具体来看,2000-2030年,中国15-24岁和25-39岁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例会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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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短缺挑战经济可持续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经历着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路径。通过源源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中国企业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连续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随着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端倪，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政策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
2004年春天开始的“民工荒”、“技工荒”，是劳动力出现短缺的一个最初信号。无疑，“民工荒”的背后，存在着国家扶持“三农”政策等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动机的周期性因素，但是，把这种现象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结合考虑，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要素供给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劳动力短缺端倪还反映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人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趋于上升。2001年的四个季度中，该比率最低时为0.65，最高仅为0.75，2002年最低和最高分别为0.73和0.89，2003年为0.86和0.9，2004年为0.89和0.94。2005年第一季度这个比率为0.94，第二季度为0.95，达到空前的水平。这反映了求职人数和用工单位需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也有降低的趋势。从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看，1998年为6.3%，2000年为7.6%，2001-2003年各年分别为5.6%、6.1%和6.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该指标在2004年进一步下降。
上述现象反映了中国已经开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劳动力“有限剩余”。这意味着以后将经常性地出现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主要表现为地区性、部门性以及技能性和部分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的短缺，而且工资水平将在总体上趋于上涨。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期间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固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这一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不过，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趋势尚不会影响短期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转变政策，开发人口红利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将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因此丧失可持续性。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人口红利。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为此，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
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用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替代人口红利，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信号的“民工荒”，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格外突出。为此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并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也是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有利时机。
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此。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测算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而只有通过根本转变增长方式，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