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连续27年的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高储蓄率，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逐渐弱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面临转换。
在人口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是否依然可能？ 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
通常来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以下源泉：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物质资本是用于投入再生产的部分。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增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做出贡献外，还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因素在起作用。稍早的时期，人们把这个未知的因素叫做该生产函数的“残差”(residual)。后来，经济学家逐渐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认为这个未知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例如，前苏联曾经表现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其增长是典型的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而且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吴敬琏，2003）。
在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年），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做出的贡献中，有大约13%被生产率的降低给抵消掉了（表1）。改革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9%以上，TFP的贡献率也大大提高，与亚洲四小龙的相应时期十分相似（帕金斯，2005）。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开放速度是空前的，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加深。例如，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4年的69.8%。在1979～1984年期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41.04亿美元，2004年一年则达到606.30亿美元，增加了14倍。由于引进设备投资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并且有逐渐提高技术层次的趋势（Jiang, 2002），因此，生产率提高的很大部分是从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
有研究对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更详细的分解，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30%。
可以看出，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效应：
首先，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严重不平衡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源泉。1978～1998年期间，GDP增长率中有21%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贡献。
其次，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使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估算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的话，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王德文等，2004）。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连续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不是生产率提高驱动式的。如果把环境生产率与市场生产率分别观察的话，在1987～2001年期间，在整体生产率稳步改进的同时，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Kaneko and Managi, 2004）。
为什么中国能保持高速增长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等，2004）。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经历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变化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在滞后大约20年后，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人口变化以及到2020年的人口预测，我们可以观察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及其两者关系（图1）。
由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目前中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图2）。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20年之前不会绝对减少，这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将保持相对高的水平，仍然可以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维持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也是可能的。加上国外直接投资的巨大存量和流量，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仍将对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今后这些增长因素还存在吗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0%（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按照定义，中国目前已处于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人口生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动态，从而对中国享受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时间长度设定了较早的时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图3），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另外，人口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事实，固然提前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机会，但同时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即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例，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图4）。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即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表2）。在这个趋势中，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2005～2030年期间，中国50～64岁之间的年老劳动人口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则减少18.8%。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看，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根据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理，劳动力短缺的经济含义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在这个现象是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引致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一旦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源泉不能及时替代人口红利源泉的话，则将导致中国经济过早丧失比较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例如，比较1995～1999年期间制造业中平均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可以获得数据的79个国家中，中国居倒数第四，仅为这些国家平均数的7.3%（World Bank, 2003）。 迄今为止，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很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很难继续保持低工资水平及其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 未来增长靠什么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没有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作用的顶点。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在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依赖于很多方面。
（一）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增长源泉 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现为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高速增长的支撑能力日益减弱。与此同时，中国增长方式造成资源使用的浪费。1998年中国GNP总量占世界的2.1%，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世界的13.6%。虽然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排放水平并不高，但按照单位产值计算，中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7%（陈清泰，2003）。此外，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趋势的严重制约。
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政绩评价体系相容的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环境治理中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资源的所属和环境的责任无法界定清楚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当事人往往追求个体或局部的短期经济利益，而以整体和全局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造成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利用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进行规制，利用直接或干预定价等方式加以抑制。
（二）充分利用和延长人口红利 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场机制诱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为空间，即在不妨碍市场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政府行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应该以促进稀缺资源的最大化节约，以及促进丰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原则。鉴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是为了最大化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切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通常所说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就能保证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提高，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呈现一种互相消长的态势。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三）发展教育培训，以质量代替数量
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此外，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且寻求人口红利替代增长源泉的中国经济来说，是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四）清除户籍障碍，保持劳动力源泉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已经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尚未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危机。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造成他们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根据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定。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性障碍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一旦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还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4）。
（五）未雨绸缪，设计未来的养老模式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历史欠债甚重，个人账户难以做实，目前城镇养老保障采取的是典型的现收现付制。在现在的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大都是在人口比较年轻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当这些国家进入老龄化时期，特别是当“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之后，都面临着养老保障的潜在支付危机，改革的选择方向通常是建立完全积累制。中国的“未富先老”，把选择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模式的任务急迫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向新体制过渡的一个不可回避问题是，目前的新人和中人要承担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双重责任，既负担自己在新体制下的个人养老金积累，又要负担现已退休人员（老人和中人中逐渐退休的人员）的统筹养老基金。在新旧体制转轨完成之前，如果新人数量既定，越到转轨的后期，中人的养老负担越重。因此，利用劳动力市场，通过扩大新人总量，是解决养老负担过于沉重的一个可行办法。
增加劳动力市场上新人数量的一个途径，是把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者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中来。一方面有利于利用这些新生劳动者年轻的优势，提高养老保障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期的承受能力，同时也避免当这些流动打工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时出现养老危机。 (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