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作 者： 蔡昉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在一些地方政府中也形成了“以GDP论英雄”的偏向。近年来，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人们从理论上开始询问：
第一，GDP一个指标足以概括人类发展的全部需要吗，换句话说，GDP足以解释人类发展的所有维度吗？
第二，传统上解释GDP增长的那些因素真的足以囊括经济发展的全部要义吗？
本文从人口发展的角度，借助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新理念，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探讨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作用和贡献。
一、人类发展的内容和含义
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几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上面，相关的政策建议也都在于寻找那些能够提高资本积累的因素。即使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诸如教育、培训和健康这些提高人力资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观察，而忽视了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经济学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本，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途径，而在实践中显得苍白。另一方面，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以及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不能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经济增长最终也难以实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也将流于口号。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直接关注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到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以至越来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走出了一条特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道路，成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来源方面。例如，最初党中央每年召开的人口工作座谈会，被提高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层次，在科学发展观形成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由此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开创了政府以人为本，以人口发展的可持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有实践。
从观察人口发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的角度，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可供借鉴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出版首卷《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出该组织看到了以人为中心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该报告把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时预期寿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识字率和毛入学率构成的教育水平结合起来，构造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与传统上单纯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类发展成就方面要更为全面（图1）。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全国城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这个成就不仅是控制了人口数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诸种要素方面的改善，帮助促进了中国的人类发展。即无论是从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几个角度，都反映了人口发展的成就。图2显示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此外，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位始终优于人均GDP的排位，标志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就。下面，我们分别从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要素的贡献角度进行考察。
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在这些讨论中，人们把人口发展纳入了经济发展的视野，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实践的一项重要贡献，丰富了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还不是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它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从而人口结构变化首先被纳入研究的视野。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1]。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人口政策共同推动和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由于改革开放期间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图3）。因此，更加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图3 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变化
资料来源：抚养比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没有数字提供的年份系估计数；储蓄率（社会总投资与GDP的比率）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根据我们的计量模型结果，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在改革开放期间，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即由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对改革开放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Cai and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发展对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直接贡献。
三、人口素质：数量与质量的替代
人力资本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获得性的技能。人力资本之所以被言之为“资本”，是因为要获得这种资本同样需要通过投资的形式进行积累，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共性；而人力资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为它和所投资的每一个人都不可分离，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所在。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先由舒尔茨（T. W. Shultz）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对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经济学家刚刚提出人力资本的时候，这一概念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触。但随着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阐述越来越清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4鸟瞰其影响机制。人力资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图4 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仅有经济增长尚不足以实现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好的体现，而人力资本所包含的诸多内容恰恰体现了人的发展。近年来，人文发展更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与重视。在发展中国家以人力资本积累为目标和途径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被认为是摆脱贫困的基本手段。在联合国提出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涉及人文发展的指标占有5项。这充分说明，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的目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世界所瞩目，这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功不可没。198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3年，比73个发展中国家的3.57年（1980年数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长了约47.28%，与这73个发展中国家增加到5.13年相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比这些发展中国家高出2.72年。
对改革开放后20年经济增长源泉进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如图5所示，通过人口教育素质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为24%，与劳动数量投入的贡献份额相当。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素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以预期，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动力。
图5 经济增长的贡献成分 资料来源：蔡昉、王德文（1999）
四、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
“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自于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比例和增长率，从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相关的特征，人口经济学家所谓的第二种人口红利，是伴随着老龄化以及一个良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而来的，是与人口老龄化以后的储蓄动机和储蓄水平相关的人口红利。第二，由于出生时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老龄化然而身体健康，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因此，这里所能看到的是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的人口红利。
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做出额外的贡献。但是，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Lee and Mason, 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也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首先，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次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其次，取得这个人口红利要求有一个更加灵活、有效和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在就业压力还较大的前些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1岁左右[2]，而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在60岁以上。在中国，50-64岁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20%。也就是说，如果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1岁的话，劳动力资源便被大大浪费了。过去我们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地是从指标分母的角度观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征，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因为相对年轻人口的减少和比例下降，还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长寿。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转变达到新阶段的情况下，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图6），不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虑到预期寿命的提高，增加对人的投入，可以把老年人口变得更加具有生产性，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
图6 中国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变化
资料来源：1982-2000年系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平均数字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08-07-13/124915924030.shtml，其中女性数字引自http://www.gsjsw.gov.cn/html/zgrksjtj/11_34_49_500.html，关于男性数字系估算值。
经过三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控制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长健康寿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大人口观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关注对人的投资，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从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Cai, Fang and Dewen Wang (2005)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in Garnaut and Song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Williamson, Jeffrey (1997),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6244.
Lee, Ronald and Andrew Mason (2006),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43, No.3, 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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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effrey Williamson,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6244, 1997.
[2]实际退休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如果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就业，一些尚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就可能自愿或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实际退休年龄小于法定退休年龄的结果。
文章出处：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演讲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