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何在？不在于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而在于减少就业岗位，造成大规模失业。
由于这次失业冲击与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大学生和农民工等三个群体的就业压力相碰头，形成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同时严峻化的倾向，因而显得特别突出。就业在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中处于中心位置。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时常与就业不充分、社保不到位、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等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加清楚地理解就业是民生之本，形成重视就业最大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原则，是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当务之急。
从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大批外向型企业订单剧减，很多企业停业甚至倒闭，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虽然2009年春节之后，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已经回到城市，陆续找到新工作，但是，农民工面临更多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同时，2008年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一改2003年之后的下降趋势，上升到4.2％，2009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4.3％。
此外，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遵循国际劳工组织对调查失业率的定义，估算了具有国际可比性城镇调查失业率。受金融危机影响，该指标可能在2007年基础上提高1个百分点，达到6％。
尽管中国政府扩内需、保增长的措施逐步显效，经济增长率企稳回升，但目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存在“无就业复苏”的危险。厘清中国就业与增长的关系，有利于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促进就业。
由于中国存在经济结构性问题，如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不必然与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一致，因此同样的投资规模、甚至同样的产出增长率，可能产生不尽相同的就业创造效果。以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提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为例，我们运用投入产出表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如果按照不同的组合方式分配投资，所产生的就业拉动效果大不相同。
第一种组合按照2005年投入产出表显示的实际投资结构来分配全部投资。这代表无金融危机时，固定资产投资的常态。模拟分析结果显示，“4万亿”投资完成以后，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4482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9.6％。
第二种组合采用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做出的投资结构安排，即把灾后重建投资按照一定比例分解到建筑业、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分别列入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分别列入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及建筑业；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建筑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环境工程都属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属于制造业。分析显示，这种投资组合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5135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1.0％。
第三种组合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分配全部投资。我们根据就业拉动系数，给每个产业赋予一个权数。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业就业拉动系数最高，排第一位。其他产业按照就业拉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邮电运输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析显示，如果按照基于就业拉动系数的权重分配投资，可以创造就业7236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5.5％。
比较可知，如果按照第三种组合分配“4万亿”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将比第一种组合多61.4％，比第二种组合多40.9％。
虽然制定投资原则需考虑多种因素，且上述产业划分也比较粗糙，分析所用的模型与现实有差距，但模拟结果仍然提示我们，投资计划是否充分考虑就业因素，会令其创造就业岗位的效果大相径庭。
为了进一步扩大就业，中国政府需要按照就业最大化原则，尽可能对中央财政目前安排的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并且运用政策手段，引导地方配套投资及民间投资，使投资结构更多地向第三种投资组合靠近。全面来看，中国政府应当认真考虑，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以下举措，进一步强调促进就业的重要性，把就业最大化落到实处。
第一，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总体要求中，应当直接宣示就业目标。2008年下半年，面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了2009年经济增长率力保8％。由于中央强调了保增长与保民生的关系，这个8％的增长速度要求的本意是明确的：对于保就业的要求已经蕴涵其中。
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就业同步扩大，因此，某些地方政府在贯彻中央保增长意图时，难免会忽视就业问题，可能产生增长与就业目标的矛盾。因此，我们建议今后宏观政策要直接宣示就业增长目标，而不仅仅是GDP增长目标。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向、手段和力度的确定，应以最大化就业作为重要考量。政府出台大规模投资刺激方案，以及各种产业振兴规划，固然在保增长、扩内需的同时，起到了扩大就业的效果，但是，如果能够明确地以就业最大化为投资领域选择的原则，可以产生更加明显的就业扩大效果。此外，就业增加有利于稳定和促进消费，形成投资和消费内需同时扩大、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的良性循环。
货币政策虽然主要是从总量上调控宏观经济，如果把就业放在调控目标的突出位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就有了共同的基准，从而推动就业、降低失业率的效果会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信贷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更多关注，可以使金融更加直接地服务于扩大就业目标。
第三，及时颁布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字。为了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更加注重就业，有关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变化情况的主要指标，必须成为宏观经济部门的基本决策信息。因此，符合国际惯例并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失业率应公开、及时地予以发布。
不过，单靠失业率指标还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全貌，例如，该指标不能反映那些因对就业前景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劳动参与率和就业时间等指标也应该作为调查失业率的补充性信息，予以及时公布。
第四，区域发展战略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避免美国式的“无就业经济复苏”。美国经历1990年至1991年经济衰退之后，当经济增长复苏时，就业却没有相应地恢复，首次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被认为是老布什未能连任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在2001年至2002年经济衰退之后再次出现，并且持续时间更长。不久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又一次预计“无就业经济复苏”的来临，即在预测到2009年后半期经济开始复苏的同时，预计失业率却会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直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可能走低。
美国经济衰退后之所以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原因之一是在衰退期间，大量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产业转移到海外，导致国内岗位的损失。在金融危机来袭之前，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竞争优势有所减弱。保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份额，有赖于形成一个产业在国内的雁阵式转移。
然而，目前出现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的加快增长，主要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倾斜式投资的结果，导致这些地区工业中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从就业最大化原则出发，把西部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转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不仅可以延续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也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摆脱金融危机困境的突破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