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若干热点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如何看待私有制和剥削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国有企业改革和就业、收入差距过大、经济体制改革、劳动价值论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为了科学认识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南开大学副校长、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逄锦聚教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近些年来，理论界有一种偏好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甚至有些人以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研究方法、理论范式为时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要回答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有几个概念有必要先说清楚。首先，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认为应该既包括原本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包括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特别应包括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次，所谓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早期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后来称经济学，现在在西方有人称经济学，有人称政治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有很多流派，我们一般统称它们为西方经济学。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有其基本立场、理论观点和方法。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就不能不既看到二者在基本立场、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的差异，又看到二者的联系。从基本立场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而西方经济学则以资本主义制度是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为立论的前提。由这两种立场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采用的基本方法、基本观点显然是有巨大差异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毕竟还有一些共同的、相联系的东西，如二者都要研究社会化大生产，研究市场经济，都试图揭示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所以二者可以相互借鉴。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显然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前，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倾向是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科学，而对西方经济学一概排斥。另一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似乎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只能照搬。这两种倾向都有片面性，必须克服。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是毫无疑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经济制度变迁、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规律；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则是一种片面性。西方经济学虽然由于其阶级的、认识的、方法的某些局限性，使其包含了许多非科学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人类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其中在对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研究方面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得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吸取和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都是有益无害的。当年，马克思在创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可以实事求是地继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不能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呢？
至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只能搬用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则更是片面的。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有的许多原理、观点、方法过去是科学，现在依然是科学，这些科学的成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和指导作用。更何况，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之后，历经实践的检验，已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发展。对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虽然尚需进一步完善，但从总体上说具有极强的现实的指导意义。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西方私有制基础上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所得出的结论更多的是适应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而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而言，虽然可以借鉴其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但如果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则一定会因为经济条件不同而导致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
▲当然，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要发展，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发展和创新？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在研究中，要着重做两个区分：一是区分什么是马克思原本的理论，什么是对马克思原本理论的发展；二是区分在马克思原本的理论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特殊制度、特殊事物做出的个别结论。在现在的研究中，应该予以区分的这两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淆不清的问题，例如把本来不是马克思的原意说成是马克思的思想，把本来是马克思的原意又说成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再例如把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成是个别结论，或把个别结论看成不可动摇的基本原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二是某种程度上的实用主义。这既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也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必须予以克服。
第二，要妥善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今天的政治经济学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毫无疑义的，但继承是基础，目的是创新，创新是一切科学发展的灵魂。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要创新但不可以取消。研究基本理论，以便为其他经济学科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工具，是政治经济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优势，对此必须坚持，任何试图取消或以别的学科取代政治经济学的主张都是不可取的。二是要创新而不可守旧。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跟上甚至领先时代的步伐，否则政治经济学就谈不上为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
第三，要妥善处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和经济建设的指导科学。同时又要吸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四，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在全国，上至中央下至基层单位建立一支既坚信马克思主义，又有真才实学、开拓进取的基本理论研究队伍。对这支队伍既要有严格要求，又要从政治上、业务上、研究条件方面给予关心和支持。队伍的建设是能否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关键。
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
▲有人认为，随着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强资本弱劳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何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引起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知识、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由此产生两种后果：一是物化资本中的科技、知识含量越来越高，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日益提高；二是掌握了科技和知识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使作为生产资料的物化的资本作用加强了，也使活劳动的作用加强了。
但问题在于，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后果对于所有国家和劳动者并不都是均等的。从实际情况看，发达国家由于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从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更大，而大量的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获益较小；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作用越来越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则处于不利的地位。从世界范围，这可以被看作两大弱势群体：一是广大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一是受教育较差的劳动者。
▲如何保证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我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市场力量。鼓励竞争，优胜劣汰，从而让相对弱势的群体重视学习科学技术，造成全社会重知识和教育的良好态势和环境，以便后来居上。二是靠政府的力量。在一国内，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的作用应该得到充分发挥。
如何看待私有制和剥削问题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目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如何看待新时期的私有制？
●有两个观点必须明确：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联合起来形成的所有制，不能算私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并凭借这种所有，实现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二是私营经济中的私有制、外资中的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精神，就是要“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之所以要这样做，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剥削和私有制密切相联，如何认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关于剥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两种不同的定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给出的定义是：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或产品。西方经济学给出的定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开发、利用，如为社会福利或私人收益而开发自然资源；二是指用某物获取他人利益，像财主、债主与贫民的关系即是如此。通常大家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存在剥削，指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剥削。
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基本的逻辑顺序是，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靠原始积累攫取的。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阶级利益的代表，资本主义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也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全部的秘密隐藏在剩余价值之中，所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
▲您的意思是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无剥削的关键是对剩余价值的认识。
●对。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长期以来我国的理论界也是这样理解的。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剩余价值的分析只是指的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剩余价值的特殊性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在封建社会，地主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占有农民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这是封建制度的剥削，剩余价值体现的是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科学地来认识问题，剩余价值不但具有特殊性，也具有一般性。剩余价值的一般性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决定的。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的劳动产品在消费后有了剩余，由此产生了交换，产生了商品、商品经济，并发展为市场经济。有了商品、商品经济，人类的抽象劳动才表现为价值，剩余劳动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作为一般范畴，它的实体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而剩余价值、剩余产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制度中都是存在的。判断一种社会制度存在不存在剥削，其基本的依据不在于是否存在剩余价值，而根本的依据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剩余价值归谁占有，即剩余价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
▲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有多种形式。回答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必须做具体的分析。
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代表，代表全体人民以税收等形式集中部分剩余价值，其用途一方面是维持国家上层建筑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用于经济建设、公益支出和改善人民生活，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不存在剥削的关系。至于在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中，存在某些浪费、贪污等现象，那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是违法行为，在依法制裁之列，所以不能依此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剥削的依据。集体企业或单位，作为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的代表，依法获取部分剩余价值，又用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改善职工生活，所以也不存在剥削的关系。对于个人、私营企业主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了他人剩余价值，是否是剥削，其关键要看个人、私有企业主原始资本的性质。如果个人、私有企业主原始资本是由类似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途径得来，如靠侵吞国家、企业及个人的财产等非法途径而形成，又以这种资本从事经营等牟利活动，那么此类个人和私有企业主的行为就是剥削行为，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为一种剥削关系；反之，如果私有企业主的原始资本和由原始资本投入所得的剩余价值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取得的，那么这种剩余价值，不论量的多少，也不能算是剥削。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占有剩余价值，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剥削的性质，但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或企业今天在华投资，与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情况不同。它们一方面要受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如依法纳税；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我国经济发展中资金、技术及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因此它与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衍生出的剥削关系有着不同，它体现了当前国际竞争加剧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要素之间契约关系的新发展，只要其经营活动合乎国际惯例，遵守中国法律，则也应该受到鼓励和保护。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即使某些特定情况下存在着剥削现象，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范畴引出的剥削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对于这些现象，只要依法管理，完全可以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趋利避害，使之为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服务。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剥削阶级？
●从总体上说，我国并不存在剥削的基础，当然就不可能生长出新的剥削阶级。至于有一种观点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主看成是新的剥削阶级或新的资产阶级，这是不科学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总体提高的同时，确有一部分人收入更快地增长，率先富裕起来。这部分人农村有，城镇也有；公有制中有（主要是承包者和高层次管理者），个体、私营和在“三资企业”工作的也有。从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的收入来源看，主要有：劳动收入，管理收入、除劳动收入以外的生产要素（科技、信息、资本、土地）等投入收入、风险收入等等。这些收入途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合法、合理的，是我们的政策所允许鼓励的。从总体看，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是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他们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这部分人所追求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他们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特殊利益和要求的集团，更谈不上一个新的什么阶级。
▲从一些“出事”的富豪看，他们既有“第一桶金”不合法的问题，也有在经营过程中非法和违规的问题。
●当然，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一些制度特别是法制不够健全，在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确有人不是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是靠非法所得，如靠种种手段侵吞公有财产、偷税漏税、走私等等攫取了大量的资产和收入。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惩治。对这种现象的消除，除了要对当事人给予法律的制裁之外，从根本上说，要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以消除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而决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新生的什么阶级如何如何。否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引起混乱，产生严重的后果。
最后需要指出，在富起来的人数中靠非法致富的是少数而不是主体。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改革开放的主流。从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说，越来越多的、直到全体人民都应该富裕起来。富裕者多起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并不意味着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这是应该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重大变化。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您认为应怎样划分当前的社会阶层？
●随着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在劳动者阶级内部发生了新的变化。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我比较倾向于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光磊的观点，认为把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做如下的划分是合适的： (1)随着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制度、企业制度的改革，在工人阶级中，“白领”和“蓝领”的划分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白领”更多地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而“蓝领”更多从事的是体力劳动，“白领”和“蓝领”共同构成新型的工人劳动者阶层。（2）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的发展，原先直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劳动的“九亿人口”的农民已经只剩下了不到三亿人，而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入乡镇企业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直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劳动的劳动者与进入乡镇企业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者共同构成新型的农民劳动者阶层。（3）由于管理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管理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管理者阶层。这一个阶层从总体上说从事以管理为主的复杂劳动，是劳动者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说的公务员、企业家大都属于这一阶层。（4）由于科技、知识、教育的作用日益突出，专门从事科技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知识分子以其特殊的创造性劳动，不仅创造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精神产品，而且创造经济发展需要的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所以他们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特殊重要劳动者阶层。 (5)在经济体制转型中，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出现了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这些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大部分参与管理和直接劳动，所以从总体上说他们属于劳动者，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劳动者阶层。要全面、历史地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
▲在这些阶层之外，还要不要划分出一个高收入阶层？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有一部分人收入较高。据估计，早在几年前，我国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家庭有500多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2%，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也约有100余万户。现在可能更多一些。但是，以下的情况说明，这些高收入者虽然数量不少，但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
据国家统计局官员的分析，我国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及人员构成：一是企业实行承包制，一批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走上“先富起来”的道路；二是国家落实各项政策而得到一笔补偿资金所惠及的一批人；三是国家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先“下海”的人；四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和贷款价格“双轨制”，特殊群体因此而享用了价格带来的6000亿元财富；五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最早涉足证券市场的投资人和证券从业人群；六是房地产投资人；七是盗卖各种指标、出口配额等人群；八是特殊职业者，如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家等；九是科技技术成果转让获益者。
从上述高收入者的人员构成和收入来源看，除了第七类非法所得者外，其他高收入者实际上已分别属于前面所列举的几个基本阶层。至于非法所得者，本来就属于依法制裁之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允许他们的合法存在。
高收入者在我国的出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结果，这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和实现人民的富裕，所以高收入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有的人不可能同时都是高收入者。政府的责任是，要注意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之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使整个社会收入差距不至于过大，同时要注意引导高收入者帮助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当代中国，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出现，管理者阶层形成了，知识分子增加了，蓝领工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了，白领工人队伍壮大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由农民变成为工人，这都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表现。
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在目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成为世人瞩目的亮点，您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保持着持续的快速增长，1978年至199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依然较快，1998年——2002年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和8%。
对于今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从经济的角度,如下一些因素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因素是：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将继续处于向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迈进的阶段。世界经济史表明，在这样的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保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此外，中国经济总量基数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强的基础，增长速度快一些将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社会供求潜力巨大。从需求角度看，首先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中国拥有13亿人口，即使按照2000年人均消费支出3397元来测算，中国的市场容量也将达到44161亿元，按当年汇率折合美元约5353亿。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将大幅提高是确定无疑的。其次，从投资需求来看，随着中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政策的落实和金融体系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多渠道融投资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小银行的快速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成熟，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将会形成，原来制约民间投资增长的融资机制问题将会得到缓解，国有投资效率低下问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这一切，再加上长期保持的较高储蓄率，都将有利于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需求稳定在较高水平上，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内的较快增长。再次，从出口需求看，中国经济中出口占GDP的比率长期保持在20%左右，按照WTO的规定，到2005年，各国的非关税壁垒将基本拆除，发达国家的关税将基本降为零，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也将大幅度下降，中国必将进一步利用加入WTO的机遇，分享WTO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惠利。所以，中长期内，中国的出口水平也将会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从供给角度看，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生产要素供给的潜力将充分发挥。中国本已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会进一步提高质量和素质，劳动力要素供给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应该没有问题。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较高，2002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84000多亿元。与高居民储蓄相并存的，是我国极高的利用外资的水平。在利用外资大幅增长的同时，我国外汇储备继续增加，截至2002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700亿美元。这些因素，再加上科技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决定了要素供给对支持经济快速持续增长有基本的保证。
第三，科技发展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升级。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今后会大见成效。高科技的发展和在经济中的应用将极大地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新工业化道路的选定，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紧密结合，将大大推动产业结构提升。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产出水平低下，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育不充分的问题会逐步改善，不仅第二产业将得到较快发展，而且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必将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快速转移，并借此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必将有利于我国经济中长期内的持续快速增长。
第四，改革的能量将继续释放，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改革，无论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将持续深化。改革将继续解放生产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促进公有制经济改革发展的同时，将极大地调动多种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今后若干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将发挥出极大的潜力，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
第五，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及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之上的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开始进入上升期。世界经济发展史显示，在每一轮经济长波的起始阶段，由于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世界经济发展都会进入一段黄金时期。第五轮长波周期开始以来，世界经济虽然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挫折，但是多数国家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本轮世界新技术革命表现出了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多极化”特征，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了世界信息产业重要的技术中心、制造中心和应用中心，在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中处于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WTO更有利于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增强经贸往来，充分利用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及时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趋利弊害，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突破5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第一大国；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未来几年内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外贸第二大国。
▲尽管存在许多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当前中国经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未来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的确如此。上述有利因素在发挥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过程中，会受到另一些因素的制约，主要的是：
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降。自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来，中国经济一改长期需求旺盛的常态而出现市场需求不足，尽管政府已连续几年实行刺激需求增长的政策，但到2002年这种状况尚未根本改观。
第二，就业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著下降。1978年至1989年的就业弹性为0.311， 1990年至1996年的就业弹性为0.107，而2000年的就业弹性为0.100。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上半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3.1%、3.6%和3.8%。综合考虑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因素，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已达到2200至2300万人。城镇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这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消除。
第三，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人口的将近70%，金融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的不到30%，社会购买力占全社会购买力的不到40%，长期存在的农村落后于城市的二元结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这将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障碍。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和农村经济曾有巨大发展，但近些年，由于农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粮食产量有所下降，同时受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的影响，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造成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低，2001年仅增长2.8%。同时，自1996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下降，1996年为9%，1997—2000年分别为4.6%、4.3%、3.8%、2.1%。2001年农民收入虽增长4.2%，2002年上半年增长5.9%，但基础并不牢固。中国的主要粮食价格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市场粮食的价格水平，靠提高农产品价格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将越来越不太可能，加入WTO更使农业问题、农民问题遇到严峻挑战。而如果农业不能实现现代化、农村不能实现城镇化，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受到战略性的影响。
第四，金融问题。金融问题，在当前突出的是呆坏账问题、银行服务问题，更带根本性的是体制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呆坏帐，根据中央银行行长提供的数字，2001年年底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是25.37 %，这是平均数，有的国有银行略高一些，有的则低一些。由于近几年采取了措施，如银行进行体制改革，加强对贷款质量的监控，对部分企业的贷款实行“债转股”等，银行不良资产的比重正在下降，2002年年中的数字是：中国工商银行为23.9%，比年初下降1.78%，中国建设银行为13.21%，比年初下降1.71%，中国银行为21.84%，比年初下降2.28%，中国农业银行这一比例比年初下降2.32%，但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除呆坏账外，中国的银行与发达国家银行比，最大的差距，是服务质量。由于从业人员的素质方面如对现代金融知识和运作规则掌握不够、服务态度不善等的差距，以及金融工具、技术、硬件等方面的差距，可能使中国的银行系统的服务比不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银行。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正式向世界打开金融业大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已有400多家，其中200家已经开始营业，30多家开始了人民币的业务试点。虽然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的市场份额仅占2%，但其首先争夺的是高端客户，这些客户信用好、盈利有保障、经营管理水平高，如果国有银行的高端客户流失，不良资产比率有可能进一步提高。据预测，5年后外资银行的业务在中国的业务将获得巨大发展，形成对中国金融的严峻挑战。更重要的是，银行的体制尚需改革。国有专业银行企业化程度不够，多种金融形式并存的格局尚未形成，这些都可能从长远上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快速增长。
第五，教育问题。与以上因素相比，更具根本性质的制约因素是教育。21世纪，国际竞争的焦点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人力资源的状况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但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教育发展滞后的状况还十分突出。据中国教育部提供的数字，到2000年，国民平均受教育的水平仍然较低，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偏小，高中阶段学龄人口毛入学率仅为42%左右，从业人员中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不到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1%左右，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仅占4%左右，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不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些教育改革还有待不断推进和深化。即使到2005年，按照规划，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才能达到6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能达到15%左右，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达到20%左右。这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经济今后中长期发展的基本趋势，取决于以上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总供求的潜力、科技发展和结构调整、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等因素所决定，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逆转。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虽然可能部分地抵消积极因素作用的效果，但有些消极因素不是不可以克服，甚至是可以将其转化为积极因素的。例如就业问题。待业或失业大军的产生，在中国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它虽然增加了部分待业和失业人员生活的困难和社会稳定的压力，但它同时也为提升劳动力素质和产业升级、转变就业观念、扩大就业途径增加了动力和压力，从而可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动力。再如农业和农民问题，农业相对落后增加了工业化的困难，但广大农村的存在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潜力。
权衡上述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两类因素的对比，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在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会发生某种程度的经济波动或不可预见的不良事件，但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保持快速持续增长的基本趋势做出的乐观估计。而要将这种趋势变为现实，关键是要审时度势，采取得力措施，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化解不利因素使其向有力的方向转化。
国有企业改革和就业
▲近些年来，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很多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同时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也很严重，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国有企业不在数量多少，真正重要的是质量。国有企业不能不搞，但要少而精，不搞则已，要搞一定要搞好。因为国有企业无论搞得好不好，都会产生经济和社会效应，搞好了是积极效应，搞得不好是消极效应。搞社会主义要注意形象，要搞一定要搞好。
国有企业在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发展中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作用不能抹杀。但是，现在遇到了新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解决的办法在改革。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经过20多年代探索，已经明确，那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付诸实践。在国企的改革中，特别要注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妥善解决工人下岗失业的问题。要解决工人下岗失业的问题，主要途径有两个：其一是靠市场。靠市场的发展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国有企业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要历史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解决。其二，是发挥政府的作用。现在有这么一句话：就业要找市场而不要找市长。但我认为两者都要找。因为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提供有利于就业的政策和措施。
▲您认为加入WTO后，对我国的就业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加入WTO对中国失业率的影响，从理论上说正负面都有。从外资大量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加入WTO可能有利于扩大就业；从竞争加剧，可能导致中国部分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破产的角度，加入WTO可能造成事业或下岗人员增多。究竟两种影响那个大那个小，需要过一段再看，我们当然希望把不利影响缩到最小，把有利影响扩展到最大。
关于收入差距
▲据有关资料，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如何看待我国城乡、行业、个人、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甚至悬殊的现象？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提高。但自1996年以来，由于农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粮食产量有所下降，同时受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的影响，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下降。1998—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到2001年进一步扩大为2.90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农产品要承受进口的压力，所以农产品价低的问题很难得到改变，这有可能使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低的问题一时难以改善，并由此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对此，我们已有较充分的认识和准备，拟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农业劳动力向第一次、第三次产业的转移；对农民减税免费；改善农业结构，改良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和效率等。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个老问题。1990年收最高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 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靠市场来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配置；其次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最后政府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强宏观调控。
个人收入差距扩大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统计数据显示，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的情况，财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经验证明，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一方面，政府应通过税收等宏观经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缩小差距；另一方面，应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刺激人们学技术，学知识，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知识能力。
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都有较快发展，但这种差距没有明显改善。2000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11202元、7411元和8332元。东部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5%，中部和西部分别低20.6%和11.1%。对于这样的一种趋势，国家早已注意到并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措施加快西部发展，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对西藏等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加以扶植，实行东西部对口支援等。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经济发展是最主要的措施，但同时还要采取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多项措施。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要共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
▲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粗放式经营、掠夺式开发、高能耗投入、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您如何看待“发展就是硬道理”？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应明确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品生产量和劳务量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的增长，而且强调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特别是本国人民作为经济结构变化的主体参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平衡的保持，环境污染的治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质的变化等。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和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经济发展。但是，经济增长又不同于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只增长不发展”的现象。我国经济增长就曾经历过只重视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结构优化的阶段，尽管增长速度很高，但却造成了经济结构失调、自然资源毁灭性破坏等严重结果，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增长速度是硬道理。强调发展，就必须既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又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可持续发展包括三方面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其实质就是将当前经济发展与长远经济发展相结合，既要满足当前的需要和利益，又要重视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政治体制改革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比较快，但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大，从长远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掣肘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政治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甚至破坏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我国选择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正确的，但政治体制改革也要跟上，如果长期滞后的话，肯定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是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步骤达到既定的目标。必须承认，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难度更大，更复杂。不能希望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几十年中形成的政治体制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完，但态度一定要积极，行动一定要坚决。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很多，包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等。在当前，改革政治体制要选择一些急迫的方面，抓紧抓好，抓出实效，例如可以选择转变政府职能和建立新的行政体制，要做到：第一，实现政企分开；第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效率。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与按劳分配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您如何理解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什么是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为什么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我国学术界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是在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基础上，按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由于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所以，社会主义的工资、利息和地租，不过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做的贡献而给予这些要素所有者的报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指按生产要素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中的贡献分配，而不是指它们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生产要素究竟是在财富形成中还是在价值形成中做出了贡献，因而生产要素是按在财富形成中的贡献还是按在价值形成中的贡献进行分配。
其实，这两种观点从根本上说具有一致性。这里，涉及到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什么是财富，财富是否就只是使用价值；二、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其依据是否只是因为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或财富形成中做出了贡献。
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了强调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但不是财富的惟一源泉，确实把价值和物质财富进行过严格的区分，并给人们以印象，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这就是说，财富不仅仅是自然界给予的，而且是劳动创造的。这样，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财富，不仅仅是指使用价值，而且也包括价值。上百年的实践也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一般意义上讲，财富即商品，而商品，就不仅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有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财富的创造过程，也是价值形成的过程，价值形成过程，也是财富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和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互相结合，又各自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作为生产要素重要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在价值和财富形成中提供了条件，被转移了价值，但它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作为生产要素另一重要构成部分的劳动在价值和财富形成中则创造了新的价值，但离开了生产资料，劳动创造新价值就没有可能。所以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创造和价值形成是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知识、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做出贡献的结果。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做出的贡献，应该在财富包括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配中得到承认，即要确立和贯彻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关于第二个问题，应该明确的是，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其依据不只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或财富形成中做出了贡献，而且也是由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社会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在分配中形成的利益关系只不过是所有制关系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所以资本、土地等生产资料都要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也决定了必须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以上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含义和依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从总体上说揭示的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概莫能外，所不同的只是生产要素的所有制不同，因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后果不同。
▲学术界关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争论，涉及的更深层次问题是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有活劳动的抽象劳动才创造价值，而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不创造价值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否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呢？对此，学术界也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价值和财富是由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原来那种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只参与创造财富的观点应予突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创造新价值的只是劳动”，如果认为“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都创造价值，那就把创造财富与创造价值、把财富的源泉与价值的源泉混淆起来了。”“ 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全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谁是谁非？要判断清楚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有明确的认识。为了揭露资本家占有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马克思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科学成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并分析了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和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特殊性，进而发现只有活劳动的抽象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并且劳动力可以创造比自身价值大的剩余价值，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从劳动价值论的全部内容看，活劳动创造价值（包括剩余价值），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灵魂。而劳动价值论的这一核心和灵魂所揭示的，现在看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客观实际和规律。既然是客观实际和规律，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不仅不能否定和抛弃，相反，应该倍加尊重和坚持。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否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相悖呢？回答是否定的。如前面所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承认的是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中的贡献，对于非劳动的其它生产要素而言，这种贡献只是为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提供了条件，而并非说它们本身也创造了价值，这与活劳动创造价值（包括剩余价值）不但并行不悖，而是更好地承认并保证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应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但丰富和发展不是要承认价值是由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创造，而是要在坚持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惟一源泉的基础上，努力研究如何面对科技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已经出现的世界大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动实践，更加充分地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潜力，以便使社会财富能够滚滚涌流。
▲ “十六大”提出的“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是怎样的关系？
●严格地说，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要素，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包括劳动要素也按贡献参与分配。但劳动要素按贡献分配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说的按劳分配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的基本要求是：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社会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社会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包括劳动数量和质量）为惟一的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实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按劳分配的实现，要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1)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排除任何客观因素如土地、机器等生产资料的影响，只包括劳动者自身脑力与体力的支出。(2)经济社会条件要能够保证劳动者各尽所能。这些条件包括，要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可供投入生产，要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并且劳动者有充分选择职业的自由。 (3)商品经济已经消亡。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期间。(4)社会可以统一对社会总产品做各项扣除。劳动者除了可供个人消费的消费资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从我们现实中已经实行的按劳分配和要完善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看，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是马克思当时预测的按劳分配，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中国特色的按劳分配。这种中国特色的按劳分配，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公有制要为劳动者在分配上带来利益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要在分配中得到报酬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还与时俱进，具有显著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是：1.按劳分配的内涵是劳动要素按其在价值创造、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中的贡献分配；2.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3.按劳分配与其它生产要素也按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4.按劳分配已经不局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而且也包括对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者通过劳动做出贡献分配所得，不仅可以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而且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形成劳动者的个人财产。
所有这些特点表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与按劳分配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的组成内容，其作用都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