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观层面上，许多文献已经证明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工业企业的业绩在提高。陈（1988）最早发现改革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除去了投入中非工业资本）。多拉（1990）20家样本企业的研究发现在改革的早期国有企业的分配效率是上升的。肖耿（1991）在城市水平上的研究发现1985-1987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比乡镇企业增长慢，但也是在提高的。杰弗逊（1992）同样运用城市水平的资料发现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趋同的趋势。基于更广泛的企业水平的调查，格罗斯（1994、1995）、高登和李伟（1991）、麦克米兰和诺顿（1992）等发现，在1980-89年间各类物质奖励办法的使用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但这些结果遭到了胡永泰（1994）等的反驳。胡永泰和萨克斯（1997）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争议给出了一个综合评述。
在宏观经济层面，中国国有企业的表现则不如人意。国有企业整体虽然还赢利，但在近年利润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1980年代后期为6%）；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1996年第三季度国有企业的利润只是上年同期的四分之一。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在亏损。1996年接近50%的国有企业在亏损，亏损额占GDP1.3%；而仅仅在两年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亏损[1]。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也普遍差于非国有部门。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收益率平均每年下降%，集体企业则为8.4%，外资企业为9.9%。国有企业的很大部分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最近的工业统计表明，在被调查的9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接近一半的产品，工厂生产能力使用率平均低于60%。除了净资产下降外，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比例、对政府收入贡献等方面下降都很快（见表1）。大规模投资确实提高了改革后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但实际工资的提高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快（见图1）。国有企业的就业比重、银行贷款比重、总资产比重虽然也在下降；却比产出比重和对政府收入贡献比重下降慢（图2）。
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吸收了四分之三的国内信贷资金，它们的借款占全国非金融国有部门赤字的60%。所有这些说明，国有企业挤占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并且这进一步损害了资产充足率低且还在下降的虚弱的国有银行体系。正如政府估计的，银行的不良贷款相当于全部资产组合的20%；这些银行的净值已经是负的了。银行贷款以支持亏损的国有企业是解释最近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内外债上升的关键原因[2]。
本文认为，对国有企业这种宏观和微观表现的矛盾可以通过考察这些企业中的物质奖励和道德风险来解释。我们的基本假定是，经过业绩承包对管理人员和职工给予的物质奖励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和赢利水平。但当道德风险的条件出现时它们却又阻碍了企业业绩的提高。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以企业的较高成本获取个人较小的好处。利用财务数据我们发展了一套可供检验的假定。我们是通过对一组描述企业业绩和劳动报酬的结构方程和简约方程的估计来进行的。有效样本包括1980-1985年1200家国有企业和40家集体企业；1990-1994年的40家国有企业；1992年的1000家乡镇企业。详见附录A。
我们发现，在中国改革的早期，有较高的内部劳动报酬的企业却可能具有较低的生产率和赢利水平。近年来这种负面效应在减弱，说明改革强化了物质奖励对促进生产率作用。然而，数据也显示，在整个改革期间，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劳动报酬与那些定义模糊、容易操控的企业业绩指标（如人均利润、工业固定资产回报率）正相关；而与有明确定义的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这些表明存在道德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