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期专栏文章“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解释”的结尾留了一句感叹：“我们忽然发现，中国的改革不光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了，也变成了全球性制度变迁问题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的决策层及其老百姓需要知己知彼，才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避免失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院及美国的投资者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及担心。中国的领导人及学者现在也对美国的双赤字（财政赤字及贸易赤字）非常关注。
新上任的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最近提出一个全球储蓄与投资（及消费）错配的问题：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及投资太多而储蓄太少导致巨大贸易逆差（进口大于出口，也就是美国的净资本进口）；另一方面，亚洲，包括日本、四小龙及中国大陆，消费及投资不足但储蓄太多导致巨大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也就是亚洲国家的净资本出口）。美国是资本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而亚洲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为什么资本丰富的美国有巨大的资本净进口，而资本稀缺的亚洲有巨大的资本净出口？
其实这个全球错配问题二十年前就存在，而且一直没有解决，当时美国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并迫使日元在二十年之间升值了两三倍，导致日本的通缩及经济衰退，但日本的贸易顺差及美国的贸易逆差二十年来依然如故。经过二十年的日本经济研究，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顶级经济学家数不清的文章、专著、顾问报告，我们今天对全球储蓄与投资错配的原因还是没有一个共识，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措施来纠正这个全球错配。物理学家可以将载人宇宙飞船送上天，生物学家可以找到“SARS”病毒及制造疫苗，信息工程专家发明了互联网，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一个二十年前就存在而且对像美国、日本这样的世界第一、第二大的发达国家如此重要的问题束手无策？我的观点是，好的经济学家其实是知道病根的，但治国比治病要难好多倍。全球错配的病根还是在制度，我们一步一步来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错误的分析与药方。面对今天的全球储蓄与投资的错配，美国已经不好意思再责备中国有贸易保护主义了。中国加入世贸后，关税下降及贸易壁垒被扫除，中国的市场可以说比美国还要开放，今天要你指出中国不允许进口但美国允许进口的商品及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信？请你列出一个清单。无可奈何，美国只有将全球错配的根源归结到一个技术上非常复杂的问题：人民币汇率需要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太复杂，本文不可能详细论述，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无法解决全球错配问题：第一，日元升值并没有消除日本的贸易顺差，这有二十年的历史作证。
第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短期对进出口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长期不可能改变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因为中国民工的实质工资是由中国农民的实质生活水平决定的。去工厂打工还是留在农村种地？
农民可以自由选择。选择的结果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将决定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另一方面，中国农民与美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决定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与名义汇率无关。如果通过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就可以提高中国农民的实质生活水平，我相信我们的温总理早就已经大幅度调整人民币名义汇率了。
第三，没有任何理论及经验证明固定汇率会导致全球错配，香港实行固定汇率，欧洲实行欧元（也就是统一的固定汇率），二次大战的前后世界实行金本位（也就是固定汇率），都是可行的可选择的货币体制，理论与实际都没有问题。
全球错配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有充分的理由下结论：不能怪中国，也不能怪美国，而只能归结到亚洲与美国制度方面的差距，特别是金融体系方面的制度差距。美国的金融制度太先进，造成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发达，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海外资本支撑了美国人的高消费与低储蓄。在亚洲，包括日本及中国，由于金融体系落后，储蓄无法有效地转变成足够的消费与投资，因此，我们只好让美国人帮我们花掉我们自己花不完的GDP.举个例子，在美国工作，大学或博士毕业生，找到工作，马上就买车买房子，当然是用信贷。刚参加工作的生活水平和退休时生活水平几乎是一样的，甚至更好。这在中国还做不到，我父母那一代是到了退休时才买得起房子，才开始搬进像样的房子，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只要有可能，就多存一点钱。
许多人担心中国投资率太高，有泡沫。其实投资不是怕多，而是怕没有效率。举个例子，中国只在几个大城市建了地铁，因为建地铁需要很多资本投入。可是，如果我们看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条条新地铁都一样：刚建成就满。在沿海地区，高速公路刚通车就堵车了。这些都是投资不够的现象。投资不够的瓶颈不是需求，不是缺钱，而是金融体制，我们的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还没有能力区分好项目与坏项目。
我们的银行虽然进步很快，但担子太重，时时作出错误的判断。我是非常同情中国银行界的项目贷款部，因为他们的任务比世界上任何银行家都更具挑战，他们身兼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经理人市场等多种功能，对其贷款项目必须从头到尾仔细考察，无法依赖成熟的股票、债券及其它市场来控制风险。总之，中国乃至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相对落后的金融业是全球储蓄与投资错配的真正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