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牛犊不怕虎。少年壮志当拿云。我花大力气写就了一篇长文，信誓旦旦地要为管理学讨个说法。
我当时所能接触的文献很是有限，立论可能有些幼稚，论证也不见得令人信服。但作为学术讨论的载体，该论文的章法和路数基本还是说得过去的。首先，我的主要观点——管理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正宗的学科——所基于的主要原始素材有两类：一是马洪主编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的一套几十本《现代西方管理学名著》，主要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管理学成就；二是北工图书馆当时收藏的数十本英文原版管理学教材和专著，主要是80年代左右出版发行的，以丹尼尔·雷恩教授的《管理思想的演进》为代表。其次，我对一个学科的判断标准的把握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约瑟夫·熊彼特的影响。熊氏在其三卷本《经济分析史》中曾提到，要了解一个学科(比如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应该注重三个主要层面：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历史沿革。
我在文中指出：管理学有其自己独立的研究课题，即组织的绩效和目标的实现；有其主要理论框架和体系，比如始自亨利·法约尔直至哈罗德·孔茨的关于组织(企业)中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一般管理理论”以及细分领域内的概念和学说，比如激励理论；有其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与一般管理理论不可分割的管理过程学派的研究视角，有关案例研究的方法，和对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的借鉴等；有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自欧洲而北美，继日本而亚洲，不断受到重视和褒扬。
错就错在时差，糟就糟在误解。
管理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在80年代，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见过的，就是新的。“新”就可以有各种名称来表达，什么“软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科学”便名噪一时，夺人眼目。一时间，在中国，管理学在边缘处遭遇交叉，凡二十余年。
20年前的那篇文章恐怕只有两个读者，一个是笔者本人，另外一个则是我所景仰的学界泰斗钱学森。钱老当时对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研究很感兴趣并有所涉猎和建树，因此对管理学是交叉和边缘学科的说法自然也在文献和报章中有所提及。所以，我便抖胆致函请教钱老，同时也将该文抄了一份寄给《光明日报》理论版。不久，钱老寄自国防科工委的回复翩然而至，令人欣慰。后者至今杳无音讯。
钱老回复说：“马浩同志：您来信中的意见我都可以同意，我本来就不喜欢用什么‘交叉学科’‘边缘学科’，那不是自己先承认新建立的学科是不正规的吗？我从来不认为我在搞的学问是不正规的；有实际需要，所以我要去研究，管他交叉不交叉，边缘不边缘！……不过您那么鼓吹管理科学的”正统“，似也无必要，您要压倒别人吗？大可不必……”
钱老旗帜鲜明，言简意赅，既有支持，也有教诲，我在感到鼓舞和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鞭策和不安，更懂得了做学问要谦虚和谨慎。后来，我在鼓舞和兴奋中正式选择以研究和传播管理学为职业，在鞭策和不安中一直努力地在管理学领域耕耘着，在谦虚和谨慎的同时仍然顽固不化地念念不忘管理学的正宗，企图再次伺机为管理学正本清源。
时至今日，管理学在中国仍然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有人认为管理学是经济学的延伸，有人说管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应用，还有人干脆认为管理学就是运筹学和系统工程。曾几何时，MBA在中华大地骤然时髦，管理学又被有些人笼统地称为商学，或曰经商之道。于是，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三国、狼、学习解放军好榜样，不一而足。
看来正名依然必要。不是要压到别人，而是不要被别人压到。
管理学的国际主流研究社区已经接近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指出的“规范科学”阶段，有其独特的范式(公认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研究手段)。战略，结构，和行为等三大细分领域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斩获颇丰。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和奉行不断提高了管理学在科学社区的合法性和受尊重的程度，也增强了它在大学里的学科地位，正宗独立。
国内的管理学者门也正日益努力与国际主流社区接轨，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和国际公认的研究规范研究中国企业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在中国检验，拒绝，应用，补充，和发展西方现有理论；一方面以中国的特例为基础积极贡献于国际主流社区的理论文献。一些优秀的管理学博士项目也在为管理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准备师资，并对注重和提倡研究的风气进行拓展和推广。
交叉当无恙，当惊边缘殊。任何正宗大概都曾经是异端。思想起来，还是钱老想得明白，管它边缘不边缘，交叉不交叉。谨以此文致敬钱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