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胡佛总统的一句话成为后来人们不断提及的笑柄。对于伴随大萧条而来的贫困、饥饿甚至死亡，作为总统的胡佛似乎并没有切身的感受，一次，他在接见记者时，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这样的话招来普遍骂声是无疑的。
时至今日，人们对作为一个大国总统的胡佛为什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也多少有些奇怪。我想，真正的原因是这次的大危机确实有着某些诡异之处。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灾难突然来临的时候，类似这种幼稚的错误，绝非仅仅为胡佛所犯。曼彻斯特说，那时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愚蠢的想法，其中之一，是把产品的积压仅仅看作是一种销售技巧的问题，“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对于大萧条形成的原因，连当时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都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
因此可以说，像曼彻斯特所说的那些愚蠢的想法和说法，与其说是由于幼稚和愚蠢，不如说是由于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的惊慌失措。曼彻斯特的这样一个说法则是让人深思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即凯恩斯所说的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和大萧条）至少有一点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80年过去了，是谁种下了大萧条的祸根？人们仍在不断追问这个问题。总起来说，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两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在凯恩斯主义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大萧条”，是由于社会中的总需求急剧下降。而导致总需求急剧下降的原因，则是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当时政府蹩脚的财政政策又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则将大萧条的祸根归咎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 《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指出，联储防止银行破产努力的失败和从1930年底至1933年货币供给的下降，应对萧条负主要责任。
尽管其中的争论还会延续，真正的判断还要经济学家来做，但有一点推论是现在就很明确的：如果当时的大萧条是某些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的结果，那么，这样一场大危机就可以看作是政策失误的结果，换言之，这样的一场大萧条就是一个可以通过政策加以避免的事情。然而情况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发生的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对此，曼彻斯特评论道，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才对当年的事有所醒悟。一个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的话，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有一个问题则很少有人进行讨论：说到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但不管怎样，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
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了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些产品，如房子、汽车、收音机、电话等等，即耐用消费品（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作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架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辆汽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次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用了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才度过了这样一场危机。不但度过了这场危机，而且由此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就开始了。人们从直观上也许会觉得，过去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这不是很好吗？这还有什么可说呢？但实际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恰恰都是这些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带来的。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而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消费模式”问题。在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这两个时代，需要的消费模式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没有什么弹性，因为都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生活必需品具有数量多、单价低的特点。用来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是即时收入。而耐用消费品往往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耐用消费品往往数量少、单价高，所以只靠即时收入来消费是不够的，往往既要动用储蓄又要动用将来的收入，即所谓的信贷消费。而要形成适合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就需要一些结构、制度条件的支撑，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要进行那些社会变革，为什么必须以社会的全面转型来为走出危机创造条件，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应对危机的变革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