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关键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化；二是财政分权。前者有效解决了居民和企业的激励和信息问题，而后者有效松绑了政府的激励和信息约束。以前的文章中笔者已经对市场化和财政分权的作用进行了阐述。但就财政分权如何起作用，则还需要继续说道说道。其实财政分权本身不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它必须通过政府行为这个载体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财政分权要起作用的话，必须以市场化为前提。改革开放以前的旧体制不能说完全没有分权，从各种红头文件中其实可以看出，就如何改革地方政府的激励，中央政府还是进行过一些分权的探索。只不过在当时由于缺乏市场这个支撑，即便是政府体制内的分权，也不能够产生多少效果。
这个道理很简单，旧体制下要素是无法流动的，基本上固化在行政化的条条块块中，结果分权激励仅仅是加强了各地方和上级政府之间的谈判，争夺上级政府可能分配的资源额度，但在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效果非常有限。其实一个地方有多少人口，哪种人口构成，有多少田地和山林湖泊，有多少矿藏，等等，都是给定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没有金融市场，也就不可能存在资本的流动，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下，各地方的产出从理论上说也已经给定。当然，还有一个没有给定的重要因素，就是生产率。而正是这个没有给定的东西，造成了各种荒谬的奇迹。
在各地的资源禀赋是既定的前提下，按道理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没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也不存在激励难题。问题就出在生产率上。技术可以影响生产率，但人的心气也可以带来类似的影响。技术水平的高低同样是可测的，也没有多少私人信息成份。但人的心气不好测，也就意味着生产率是难以证实的。打个比方说，一亩田的产量到底是多少？八百斤亦可，一千斤亦可，甚至两千斤亦可。这要取决于要素禀赋投入的数量以及生产率，给定投入，生产率越高，产量就越大。由于资源禀赋和技术都没有办法转化为私人信息，这就使得旧体制下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谈判的时候没有获取租金的筹码，所以唯一可以作为筹码的就是人的心气。在这种情况下，旧体制的分权的确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多半被用在了编制人的心气上，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最鲜明的写照。
如前所述，人的心气是难以测度的，也就可以作为私人信息，从而使下级政府获得了与上级政府谈判时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从而有可能在谈判中获取信息租。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市场化做支撑，实际上居民和企业也缺乏激励，也就谈不上人的心气。此时怎么办？下级政府只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陈述当地的生产率，而这个故事的背后就是作假。比如把几亩田的稻子移到一亩田中，并拍照取证，以证明在当地高“生产率”的条件下亩产能够创造奇迹。甚至有人想出把一个小孩放到稻谷上，稻穗居然不折不倒，这其实是那时非常注明的宣传照。读者可能会觉得，上级政府难道这么傻，不知道下来调查实情？要知道在等级体制下，特别是在等级中略有分权的体制下，每一级地方政府都需要给自己创造私人信息，而下级政府以生产率为核心的私人信息创造模式也就等于为上级政府提供了基础，这样各级地方政府就会出现合谋，这个合谋就能够保证一个虚假的产出成为体制内稳定的均衡解。
为什么在这个文章中要花很大的篇幅谈旧体制下的分权？相信读者已经明白，旧体制下只有纵向激励，没有横向激励，所以即便分权也无法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模式。对照之下，改革开放首先创造了一个逐步发育的市场，其次才开始创设一个以财政分权为核心的政府间关系模式，这样才真正激发出了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经济主体的激励效果。市场化为什么能够改变分权的效果呢？秘密在于要素的流动性。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一直变化不大，居民的流动似乎还是面临制度的约束，但随着居民个人档案管理程序的简化，以及各地对居民个体流动审批权的下放，使得居民事实上的流动成本大大降低了。资本的流动就更不用说了，随着金融市场的兴起，资本基本上是属于无障碍流动。
给定要素的可流动性，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突然发现，现在不用通过编造生产率的谎言来获得信息优势以及谈判优势，因为对当地政府来说，这种优势能够带来的实质好处并不多。与此相反，地方政府发现，通过一些政策来吸引要素的流入，同时阻止部分要素的流出，这样可以大大增加本地的要素投入，同时人才的流入也可以迅速提高当地的技术水平，这样一来，当地的产出自然就真的增加了！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这么思考，那么势必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是良性的，通过各种制度和政策创设来吸引要素流入；另一方面又是恶性的，通过各种行政障碍来组织本地资源流出，此即为大家所诟病的地方保护主义。但尽管如此，随着市场化的进程的加速，地方政府现在可以通过刺激当地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来增加当地收入，而不必依赖设计虚假信息来获取收入。仅此一点，就足以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