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技术地说，就是特别讨厌交易费用。我钱没两三分，存折却有七八个。我想将那些小额的存折一一注销，省得我去记那些五花八门的密码。难以置信的是，我为所有不同的存折、银行卡、电子信箱、论坛帐号设置了不同的用户名和密码，以致我最多时必须同时记住至少20个用户名和密码，而且关键是不能记错了组合！这些存折多半是因为某种项目而“公派”给我的。譬如，其中一个存折是就是2002年在国家图书馆办读者卡时强行“搭售”的。由于人大前几年购买了JSTOR电子数据库，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过国家图书馆。
麻烦会越积越多的，我决定今天先注销掉几个账户，然后归并显然并不多的银行存款。但是因为已经6年没有去国图注册了，我连当初办理读者卡的押金收条都丢失了，密码也忘记了，所以担心会很麻烦。和朋友忐忑不安地走进豪华的国图新馆，咨询了一下工作人员，然后到办证处填了一张表格，递上身份证。工作人员说我的名字在数据库中，2002年办理过，因此直接更改相关信息就可以了。我在电子摄像头前照了相，新的读者卡就办好了，以前的100元押金仍然有效，旧的卡自动作废。短短几分钟，事情就搞定了。记得我2002年来国图办卡时，光是排队就花了1个小时以上，还要审查各种证件。当时天气炎热，一个女孩子因为耐不住酷暑当场中暑，这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看来，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接下来我还是有点担心与旧卡捆绑的银行账户如何注销的问题，于是打电话问银行。银行工作人员说，现在可以到任何一个分支网点去注销非专用账户。事实上，后来我在学校的银行办理此事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该账户已经自然注销了，大概是因为里面根本没有钱。
上面这件事情典型地证明了一个观点：技术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当新古典经济学漠视了制度的作用时，新制度经济学适时地强调了制度对于节约交易费用的根本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就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唯一途径，因为技术显然也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都重视交易费用。例如，拉丰就认为规制理论的目的是如何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交易费用。而规制理论其实是契约理论或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后者又其实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展。问题是，同样是节约交易费用，究竟是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技术的作用更大？换言之，制度决定技术还是技术决定制度？有了好的制度，会有好的技术，或者使技术得到更好的利用。但是坏的制度则导致技术被坏人利用，从而技术越高级则后果也严重。但是，好的技术是否有利于建立好的制度呢？比如，由于因特网的存在，中国的民主建设进程肯定会更快。看上去，争论究竟技术还是制度第一，这不会是一个有答案的问题，尽管样本数据可以支持任何一个答案。Acemoglu等（2001）的贡献在于，信仰制度第一的人从此不用再费力去论证制度决定论，而信仰技术至上的人也可以从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获得信心。
具体到这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究竟是高级的金融衍生工具导致了严重的风险，还是缺乏监管的制度纵容了技术的滥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