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在典型的商业周期中，主权国家通常要独自应付经济复苏的问题。这次我们需要全球合作，经济复苏需要在贸易不均衡、技术以及公共预算方面进行重大的改变。这些改变需要主要经济体协调行动正在持续的全球衰退，不仅仅是金融恐慌的结果，更基本地，还是世界经济未来方向不确定的结果。消费者在住房和汽车消费上紧缩开支，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富遭受了股票价格和房屋价值下降的冲击，也因为他们无所适从。当汽油价格可能再次飙升的时候，消费者应该冒险买一辆新车吗？在今年可怕的食品价格上涨之后，消费者还有能力将更多的食物放上餐桌吗？

关于商业投资的决定更为艰难。当消费需求下降以及借贷成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惩罚时，企业都不愿意投资。各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将来，什么样的发电站是可以接受的呢？这些发电站会被允许像过去那样排放二氧化碳吗？美国仍然支撑得住郊区的生活方式吗？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房子零乱地分布在遥远的社区，在工作地点和住所之间人们需要长距离驾驶汽车。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复苏将依赖于对未来经济方向更明确的认知。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布什政府混乱而具有误导性的领导之后——他们没能给能源、健康、气候和金融政策任何清晰的路径指引，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不得不开始一个确定美国经济未来方向的旅程。

美国不是经济方程式中惟一的经济体。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经济复苏的全球视角，这一视角包括来自中国、印度、欧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长期从世界经济中边缘化、但目前已是其一部分的非洲——的领导。

在巨大的不确定和混乱中，仍然有一些明晰的判断。首先，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八年那样向全球其他国家借贷了。美国的净出口将不得不增加，这意味着中国、日本和其他顺差国家的净出口将减少。美国如果要平衡其经常账户赤字，需要进行的调整相当于7000亿美元，即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

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减少上述数字的一半（贸易顺差的减少也会蔓延到全球其他地区），这意味着中国的GDP将转向国内需求，其占到GDP5%到10%的净出口将会改变。幸运的是，中国正在推进一项重大的国内经济扩张计划。

其次，美国消费的减少应该会部分地被投资的上升所抵消。但是，除非有明确的经济政策方向，私营企业才会逐步增加投资。奥巴马强调了“绿色复苏”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建立在可持续技术，而不仅仅是消费支出基础上——的经济复苏。

美国的汽车业应该转而生产低碳排放的汽车——嵌入式混合动力或纯电池驱动的汽车。这两种技术都将依赖一个传输低排放电力的国家电网，这些电力可以由风能、太阳能、核能或是能收集和储存二氧化碳排放的火电提供。所有这些技术都需要公共资金和私人投资。

第三，除非政府能找到使自身的财政状况回到良好状态的策略，否则，美国的复苏是不可靠的。乔治·沃克·布什的经济策略是，在增加战争支出的同时减税三次。这样做的结果是巨大的预算赤字，接下来的一年里，在更多的衰退、银行救援以及短期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压力下，这一赤字还会更为庞大（或许会到1万亿美元）。

奥巴马需要提出修复政府财政状况的中期财政计划。该计划将包括结束伊拉克战争、增加富人税费以及逐步实施新消费税。在全球的富裕国家中，美国对国民收入的征税比例是最低的，这一点将不得不改变。

第四，世界的贫穷地区应该被看作是投资机会，而不是威胁或是可以忽略的地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之时，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的公共投资基金，应该为非洲提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贷款，以修建道路、发电厂、港口以及通讯系统。

只要这样的贷款是长期的，并且利率适中（例如，25年的美元贷款，年利率5%），接受贷款的国家就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通过大量增加收入来偿还贷款。这对非洲和富裕国家都有极大的好处——可以使富裕国家的相关行业继续运转并使熟练工人重回工作岗位。当然，在蓝筹公司都无法隔夜借款的当下，期限长达25年的贷款需要重大的全球行动。

在典型的商业周期中，主权国家通常要独自应付经济复苏的问题。这次我们需要全球合作，经济复苏需要在贸易不均衡、技术以及公共预算方面进行重大的改变。

这些大规模的改变需要主要经济体协调行动，这样的协调即便不是那么紧密，至少也要是非正式的。每个经济体都应该明白基本方向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发生，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分享新型可持续技术的应用，并分担全球责任的出资——比如增加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时刻，全球合作的政治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幸运的是，随着奥巴马的当选，美国已经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