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人类千百年生活的精辟总结，似乎已成“不证自明”的公理。但在现实生活中，不遵守规则甚至有意无意破坏规则却几乎时时处处可见，这又说明“规则”的重要性未必得到人们应有的认识。要让人遵守规则，首先要让人重视规则。而要让人真正重视规则，首先又要从学理上认真细致地论证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如何制定。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杰佛瑞·布伦南和詹姆斯·布坎南合著的《征税权》和《规则的理由》两书就是从经济学角度、或者说从经济学出发对人类社会的规则、制度做了深入的学理探讨。由于两书内容紧密相关，讨论的都是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宪政问题，而且后书实际是前书的进一步阐释，所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两书合二为一、名为《宪政经济学》（2004年2月版）出版，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社会生活中，所有的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是宪法、宪政。可以说，宪政是制度的制度、规则的规则，是生成制度的制度、生成规则的规则，是“元规则”、“元制度”，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不可能不谈宪法、宪政。对如此宏大的题目，作者不是宏观泛论，而是“小题大做”或曰“大题小做”，从“税收”入手，一点点深入，对宪政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发人深省的探讨。
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经济学：一种是告诉政府怎样才能高效征税，提高政府的收入，即向政府决策人提建议，也就是传统的“宫廷理财学”，关注的核心和任务是“提高国家财力”；另一种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是纳税人或公民，也就是所有那些承受纳税负担的人如何参与制定限制政府的规则。作者承认：“本书所关注的是财政宪法，是约束政府的征税权和支出权的手段。”无疑是 “第二种经济学”。依此标准，1993年那篇引起广泛注意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则无疑是“宫廷经济学”。
历史表明，税务与宪政关系极其密切，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直接导火索都是由税收引起的。基于此，作者阐述的税收观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其“宪法”取向，“始终把‘宪法’视为一套规则，或一套社会制度，个人在其中从事活动和交往。把这些规则比作一种博弈规则可能是有用的。”从霍布斯的契约论观点出发，如果没有政府或类似的权威机构，人类将陷入可怕的无政府、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为了结束这种情况，全体公民只有出让自己的权力组成政府。作者由此引出一系列问题：“全体公民有可能同意服从的政府的性质是什么？特别是，公民会自愿同意允许政府完全无保留地行使权力吗？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对政府的行为施加约束——即限制政府采取某些行动的能力？”显然，作者深受洛克以降的英美政治哲学传统的影响，认为“政府”也与“经济人”一样，会追求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因而对“政府”深抱戒心。那么，如何对政府做出必要的限制呢？通常认为，民主选举是最好的限制方法，但作者认为这固然不错，却远远不够，依然有许多漏洞，因此对政府的限制非常脆弱。所以，他们提出并论证了对政府进行财政约束的重要性，认为财政约束补充了选举约束的缺漏。这样，“税收”的多少就从“财经”层面上升到了“宪政”层面，因为立宪层面问题的本质即是如何约束政府的自然倾向。
税收解决的是控制政府的“收入问题”，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如何控制、管理政府的“支出问题”。也就是说，仅仅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并不够，一旦授予利维坦征税权，用什么办法来防止它把税额用于自己的特殊目的呢？”而且，衡量、控制政府公平地“支出”比衡量、控制政府公平地“征税”更加困难。所以，在政府的“支出”方面，必须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最大限度地把信息公诸于众。做到这些，必须有一套公开的、事前定好的程序。“支出”一旦经过法定程序确定，就应严格执行，并要以追问绩效和可问责性作为公平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些，政府“支出”的公平性更难保证。最近中美不同的“救市”程序，再次证明此点。
这次的金融海啸引发了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为了振衰起弊，复兴经济，美国政府投入7000亿美元救市，中国政府则以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市场并非万能，非常时期以政府的“有形之手”力促经济发展，中美皆然。不过，二者的程序却大不相同，颇堪玩味。
美国的“7000亿”，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从布什政府提出救市计划后的不短时间内，国会争论激烈，反对之声不绝，甚至与布什“同党”的共和党议员也不乏反对者。为了让救援计划尽快获得通过，美国财长保尔森竟然在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面前单膝下跪。最终虽然通过救市计划，但如何救、救谁不救谁，在国会仍是纷争不断。相对美国救市历时几个月的低效率，中国的“4万亿”则是高效率。而据众多媒体报道，“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甫一公布，一些地方政府、企业便闻风而动，领导纷纷带大队人马进京争拉项目，甚至一些县级市的驻京办也在想方设法“分一杯羹”，掌管分配投资大权的国家发改委门前一时间“人头攒动”。
“4万亿”投资应该怎么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11月下旬举行的“2008小谷围（岛）金融论坛”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我现在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决策失误，项目没有经过审慎调研就上马。因为着急嘛，萝卜快了不洗泥。第二就是要预防滋生腐败。”他指出，要严防再出现“每修一条高速公路，就倒下一排干部”的情况。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宪政经济学”给出了答案。退一步说，起码提供了重要思路。
国情不同，拨款方式和程序自然不会相同。不过，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若能借鉴“他山之石”，引入相关学理，将大大减少我们的“学费”，降低我们发展过程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