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的复苏迹象日益明显，美国经济也在逐步闪现微弱的希望之光。中国在出台经济刺激和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最引人瞩目的在于，上海获得了国际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定位。
我并不太相信一个政府的细腻管制无所不在的区域，一个缺乏离岸金融便利和客户的地区能孕育出国际金融中心，也不太相信北京作为金融决策中枢的地位会有削弱。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有些陷入茫然的香港，和同样有些失落的深圳将向何处去？
我的建议是，撤销深圳特区，合并香港和深圳为“大香港”特区，尝试把香港现行的特区制度推行到“大香港”，合则可能涅槃共赢，分则可能继续两难。“大香港”可以为珠三角实体经济的创新增长植入新的金融引擎。如果没有港深、港粤之间的实质性合作，珠三角依然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但却难有新的亮点闪现。深粤企业有沿着珠三角基础设施逐步向内迁移100-150公里的迹象，或索性迁移到广西、江西等邻近省份，年轻的80后、90后一代，对珠三角不再有他们父辈在1980年代那样的憧憬。如港深粤没有实质融合举措，珠三角的优势和活力可能渐渐削弱。
合并港深，形成“大香港”格局，无疑是较为激进的思路。港深融合意味着深圳全面香港化，而不是相反，这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在行政、法律、开放市场和国际化人才方面不可取代的优势。
这既是香港也是深圳的第二次创业，目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深圳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新锐性，均已经受到很大挑战，只有深圳更为彻底地开放和更深刻地融入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才能使得港深金融和经济获得转型机遇。延续目前的格局，香港昂贵的创业和生活成本、深圳独自扩大行政区域的尝试，都可能不如忍受痛苦，直接合并为好。
调整必然是痛苦的。“大香港”的痛苦，首先是香港中低收入阶层向深圳的流散，和深圳乃至内地的精英向香港的流入，会导致港深金融市场和机构、资产价格和物价产生振荡和激变，也可能引发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大香港”的设想，主要为目前制造业在香港的摆布创造空间，给内地英才注入大香港提供条件，使得未来大香港在金融和产业两方面收益。同时，这也是为人民币在大香港范围内部分实现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可兑换，引导港币逐步淡出的试验性安排。
“大香港”有可能真正和长久地提升其全球和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里至少直接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金融层面、实体层面和政治层面。
政治层面的问题反而易于回答，“大香港”构想意味着“一国两制”在更大范围内的成功，深圳和内地英才的不断加入，也使得香港基本制度“50年不变”，在超越50年的界限之后都不再是敏感问题，“大香港”可能对台湾也具有良性互动意义。
在金融层面，“大香港”需要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微观层面进行变革，如果成为人民币硬通货和离岸业务的试验田，这无疑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对港币的地位、对大香港-内地之间的人民币资金流动监管也带来巨大挑战。
就金融市场的融合而言，目前既可以考虑在香港直接发行人民币国债和金融债，也可考虑发行内地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在深圳和香港货币、资本市场有序融合之前，也可考虑在联交所下设立人民币计价和交易的板块，吸纳内地企业在香港直接通过债权或股权方式融入离岸人民币。
就金融机构的融合而言，需要赋予香港银行以人民币存贷结等基本业务的许可，也需要证券和保险行业的再融合。其中，值得指出的是，选择香港本土较好的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央行的大额实时清算网络，而不需通过中银香港[14.28 2.29%]或者内地金融机构进行二次清算。唯其如此，在香港货币市场上才能形成人民币基准利率，才能使得香港本土金融机构能够灵活调节人民币头寸。央行新一代支付体系正在建设之中，也可以考虑为“大香港”专门预留接入节点。
就大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而言，关键在于私人部门的参与和刺激非居民对人民币离岸业务的需求。特别提款权(SDR)四十年来的尴尬历程显示，货币停留在记账和官方部门的运用，缺乏私人部门的广泛参与，就失去了国际化的坚实土壤。对于东亚的企业和居民，他们可能更习惯于从本地银行获得金融服务，但要推动东亚周边经济体的商业银行提供人民币存贷结业务，可能具有政治和金融上的敏感性。但如若“大香港”地区的主要商业银行获准在香港本地从事人民币存贷结等基本业务，也就可以通过这些国际化的银行，间接地推动其全球的分支机构也广泛提供类似业务，这种制度安排可能最有利于人民币区域化。
在实体经济层面，物流中心的发展从属于金融中心，如果“大香港”的金融整合能够成功，那么香港和深圳的实体经济的再创业，就能够推动物流的发展。以上海为例，上海致力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大障碍不仅在于司法制度，还在于上海仍然匮乏离岸设施和非居民的业务需求，当年上海滩的“十里洋场”，恰恰是以租界为背景奠定了“离岸性”。但目前以海陆空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的整合，打造覆盖上海、浙北和苏南苏中的“一小时”物流中心还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则不然，如果没有港深一体化为前提，弱化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人员、物流和信息障碍，物流圈就难以建立，更难以辐射到广州周边。或者说，上海及其周边实体经济的活力，使上海成为物流中心的难度小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难度。而香港和深圳则只有金融先行，才能出触动实体经济在“大香港”区域内的重新整合，并相应地对物流、人才和信息提出更高的整合要求。
目前关于“大香港”的构想，其诱人前景可能被淹没在可能触发的大量问题之中。但是香港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廉洁有效的司法和行政体系、国际化的机构和人才能够为内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事实已经证明港人可以治港，这种政府治理也为港人提供了在更广泛的治理区域内实施“一国两制”，发挥最具活力、最自由市场经济体的魅力，使其为中国未来金融、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改革提供难得的坚实参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