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现在不少人将政府的经济干预直接等同于凯恩斯主义甚至凯恩斯本人的思想，这是不准确的。现代政府经济干预的手段和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论述，而且有的干预可能还恰恰是凯恩斯所轻视和反对的，如对利率政策的倚重。
凯恩斯的 《通论》与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马克思的 《资本论》一起，被国外学术界视为影响最大的三部经济学著作。对于学术名著，每次认真阅读都常会有新的感悟和发现。
对于凯恩斯在 《通论》中阐述的经济政策思想，人们一般归纳为，在需求不足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投资和支出以刺激经济。而且，凯恩斯重财政政策轻货币政策。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凯恩斯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主张。
凯恩斯在 《通论》的第八章，谈到财政政策的作用比利率政策大，但 “收入分配公平化的手段……在提高消费倾向方面的影响还将更大”。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收入越低的人，消费占其收入的比率越高。如果通过税收、政府支付困难补助等收入公平化手段，让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有更快的增长，则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会有明显的提高。譬如，百万富翁每月收入增加1000元，其消费不会有显著增加；而贫穷的人月收入增加1000元，其月消费可能会增加数百元，因为其急需将原来过低的生活水平适当提高。所以，在消费疲软、需求不足之时，收入分配公平化政策具有促进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
实际上，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思想后来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投资刺激经济的思想被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夸张性发挥，收入分配公平化的主张则被新剑桥学派分离出来进行了模型化处理。这两个模型之争还是 “两个剑桥”之争的投影。作为论争的一方，新剑桥学派以剑桥大学为基地，另一方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主要代表，萨缪尔森等人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地处的美国小镇恰巧也叫剑桥。双方都认为自己领会了凯恩斯理论的精髓，对方曲解了凯恩斯的原意。在政策思想上，后者强调逆经济风向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前者以收入分配公平化作为政策支点。遗憾的是，新剑桥学派由于其理论的相对单薄而逐渐偏居一隅。
凯恩斯在 《通论》中未特辟章节专门讨论经济政策，也许是他对收入分配公平化看似随意的论述被其他许多精彩思想所遮掩，人们对他的这一思想长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今天认真地审视这一思想具有特别的意义。当然，收入分配公平化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劫富济贫。保护弱势群体的应得利益、保证经济机会的公正和平等、抑制垄断及其收益等，都是收入分配公平化的题中之意。
凯恩斯还严厉批评了当时的伦敦金融界，他们一方面想严格维持汇率，另一方面又想让利率自由变动。凯恩斯认为这是 “危险到无以复加的办法”，因为如果要维持既定的汇率目标，利率就无法兼顾国内就业等问题。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已经具有了克鲁格曼在1999年明确提出的 “三元悖论”的雏形。三元悖论指的是经济开放的国家无法同时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大目标，或者说，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无法兼顾着眼于国内经济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的高度稳定。
精于证券投资的凯恩斯还在 《通论》中谈到，股票行情每天都在对过往的企业投资进行估值，从而方便了过往投资的转让。如果建设一个新企业的成本比在股票市场上并购一个相似规模的企业更昂贵，那么投资者就宁愿通过股市去并购一个企业，新的实业投资就不会发生。因此，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股票价格的运行。这不就是后来的 “托宾之Q”的基本内涵吗？
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并成绩突出的凯恩斯，虽然在 《通论》中也适当地运用了数学分析手段，但他同时也对在经济学中的数学运用提出了警告。认为 “把一组经济分析用符号化的伪数学方法变成公式，加以形式化”有很大的弊端，因为它所依赖的假定条件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常常是不存在的。人们不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视而不见， “却迷失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
作为一本不易读懂的奇书， 《通论》中的思想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但随意地将现在的一些做法贴上凯恩斯的思想标签也是不妥的。现在不少人将政府的经济干预直接等同于凯恩斯主义甚至凯恩斯本人的思想，这是不准确的。现代政府经济干预的手段和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论述，而且有的干预可能还恰恰是凯恩斯所轻视和反对的，如对利率政策的倚重。正如经济自由主义不直接等同于弗里德曼的思想，经济干预主义也不直接等同于凯恩斯的思想。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凯恩斯理论的人，还是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地阅读凯恩斯的原著，而不能人云亦云地将一些臆想和演绎当作是凯恩斯本人的思想及主张。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