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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广东制度变迁研究

摘要:在讨论广东制度变迁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强调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功能,并以价格机制转换、经济体制变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等制度变迁现象作为主要研究视角或分析对象,但把广东的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阐述和制度分析的相对较少。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为分析视角,考察了经济全球化对广东制度变迁产生的制度驱动力。最后认为,广东的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全球化驱动制度系统的整体开放,从而与外围制度进行竞争,并通过制度内生模仿机制和制度外部溢出机制实现外部移植制度和本土现存制度耦合。

关键词:全球化;制度竞争;制度模仿;制度溢出;制度耦合

  一、引言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广东的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市场化改革的二十多年历程中,中国经济保持了近9%的增长速度。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再是京津唐等国家重点发展工业区,而是地处边陲的广东以及长三角地区。所以,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同时又是发生制度变迁最频繁、最活跃和最前沿的地区,广东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学术的好奇。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有学者对广东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进行研究,这类研究早期见于《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86)、《广东改革开放研究》(1988)等论文集以及张志铮、石祖培(1992),王琢、文武汉(1992),梁桂全等(1992),傅高义(1995),张元元、韩兆洲(2000),王光振、张炳申(2001)等学者的著作中。近年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研究范式对广东制度转型进行研究的成果有:温思美、罗必良、尤玉平(1999)认为,广东的制度变迁特征是以需求诱致变迁为基础,在既定宪法秩序下进行渐进的“边际革命”,并在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理性选择下具有突变性质的局部创新演化方式。与此同时,何东霞(1999)把广东的经济体制转轨特征总结为以产权界定不清为特色,以政府行政系统为决策系统,以地方政府动力为主要经济动力源泉、以各级各地政府为单位的有限的竞争市场体制。并进一步指出该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政府行为市场化,新旧制度之间的竞争迫使政府行为适应和模拟市场,从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许卓云(2004)认为制度变革是旧秩序被打破与新秩序被建立的一个过程,该过程中总会呈现出有序和无序交错的状态,因此有序与无序之间的斗争贯穿于广东的制度变革的全过程。与上述的研究视角不同,王珺(2004)通过考察先行改革地区的政府在制度创新激励与风险并存条件下的能力与动机,提出了先行改革者以信息披露为手段,控制组织内成员、上级部门与公众机构分别进入创新博弈的策略决定过程的改革理论。

  可见,在讨论广东制度变迁的问题上,学者们更多地强调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功能,并以价格机制转换、经济体制变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等制度变迁现象作为主要研究视角或分析对象。但把广东的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阐述和制度分析的相对较少。事实上,在广东进行制度变迁即市场化改革的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世界每个角落。特别是,以WTO 及其前身和IMF 为制度框架的世界市场体系在空间上获得巨大的扩展,这给处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南粤大地提供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应当成为研究广东制度变迁的重要切入口。

  二、全球化驱动制度系统整体性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信息技术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商务谈判成本、运输成本和要素移动成本因而得到大幅节约,这些区际交易成本(Regional TransactionalCost)的不断下降使构建和维系封闭性制度系统的代价大大增加。在市场化改革之前,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广东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制度乃一个由行政计划控制的结构相对稳定的封闭性系统,而其外围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却是一个开放性的制度系统。相对于广东的制度系统而言,后者应视为前者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源于“制度环境”的先进技术知识、科学管理经验和市场经济观念随着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生源源不断地输入并驻存到广东社会自组织系统当中。在此过程中,某个具有熊彼特意义上的“冒险企业家”认为冲破当时社会既存的锁闭状态(Lock-In )是有利可图的,便接受惩罚的“试错风险”。若他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一信息往往会诱致其他个体积极模仿,当社会上的模仿群体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原制度系统的封闭状态慢慢被突破从而走向开放。这样,广东制度系统与其制度环境即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促使后者为前者提供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空间、信息或激励等有利的输入(Input ),也使前者在以市场秩序为导向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整体开放性的特征。

  三、制度系统之间的竞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但区际交易成本得到大幅度的节约,而且较低的信息成本使广东的商人和要素所有者们能够了解到人类制度集合中其他可供替代的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因从产生放弃原来的低效率制度系统的激励。同时,开放意味着要素所有者享有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个制度系统的权利。因此,如果一个制度系统能较低成本地提供有关国际商务的法律条款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服务,则可能吸引更多面向全球市场的要素的进入(柯武刚、史漫飞,2000)。这里,涉及到制度竞争力(Institutional Competitiveness )问题,即若在某个制度系统中进行某项经济活动的预期交易成本相对低于其他制度系统进行该项活动的预期交易成本,则称其为“制度竞争力”。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当广东的要素所有者制定跨区际全球定位战略时,自然地要在各种制度系统之间作出最优选择。目前,就广东的制度系统及其外围的世界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后者以私人的、自治的财产所有制为基础,且产权主体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劳动分工的自发协调。显然,在这样的制度系统下,个人的私有财产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加上协约自由及各种成熟的工商条例和交易规则,使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资源配置效率因而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广东本土的制度系统仍处于计划控制或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双轨制状态中,产权残缺和对契约自由的规制还相当严重,法律体系也尚未完善,寻租活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现象仍较普遍,因此该体制下的交易成本较高,交易和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较大。

  诚然,这种制度优势的比较主要表现为制度绩效的差异,而制度选择的基本准则是制度绩效的高低,即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一方面,效率各异的两种制度系统并存且相互竞争,制度系统的开放状态使得国际要素所有者可以利用两制度系统的差异进行“制度套利”(Institutional Abitrage)。由于外围制度系统的运行效率较高,广东的制度系统与之相比会表现出巨大的“制度劣势” (InstitutionalDisadvantage)。所以,这种由制度竞争力所带来的经济绩效会给外围制度系统带来明显的“制度绩效差” (Difference of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另一方面,为追逐更高的制度绩效,广东的制度模仿直至两个制度系统的运行成本(交易成本)在边际上达到一个动态均衡的状态为止。

  四、制度的内生模仿

  本文认为,广东制度系统的内生模仿(Endogenous Imitation)涉及四种类型的模仿行为。一是被动模仿,如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等地离港澳较近的几大城市,由于与外围制度系统(特别是香港和澳门这两个以市场经济制度为特征的经济系统)存在比较激烈的竞争关系,所以它们被迫首先推行港澳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若不这样做,它们必定在与港澳进行全球化国际竞争时处于劣势;二是主动模仿,当惠州、肇庆、高要、四会等地区发现省内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等地在进行被动制度模仿后出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便在制度示范效应的刺激下积极模仿外围甚至广深的制度模式;三是非理性模仿,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展,市场体制更成为一种“时尚”,“羊群效应”导致广东地区各县市纷纷效仿;四是理性模仿,当进行非理性制度模仿后,广东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个体和政治企业家获得了市场经济的物质回报后,便清楚认识到制度模仿的收益超过其成本,从而在其他层面上理性地选择走模仿市场经济之路。可见,广东制度系统的内生模仿是一个从被动模仿到主动模仿、从非理性模仿到理性模仿的动态演化过程。

  相对于制度创新而言,制度的内生模仿优势是明显的。若“创世纪”式地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则需要大量的初始创新成本(包括制度设计成本、风险成本、政策调整成本、技术设置成本等),但通过内生制度模仿可以得到大幅节约,同时还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并通过二次创新,改进过去的做法,从而获得制度模仿的“后发优势”(任寿根,2002)。当然,在内生模仿的过程中需要支付相当的学习成本,但广东制度系统中的经济主体在发现由制度差异所引致的潜在制度租金时便对本土的低效率制度作出积极反应并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等方式进行自发性的制度模仿和学习行动。

  五、制度的外部溢出

  首先,若按信息结构的要素划分,信息溢出可分为知识传播(溢出)、技术扩散、信仰认同和制度溢出等。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2004)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同信念的自组织体系,其演化就是人们对博弈规则的共同信念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一种社会信念的改变可被理解为一个共同信息的螺旋过程。因此,制度溢出乃某社会博弈的共同信念(Common Belief )以未编码化数据的形式通过社会网络间接传播到其他社会的现象。若从信息溢出的分类看,它是信息溢出的特例,因为它只是关于社会博弈共同信念的默示信息的溢出;若从被溢出主体主导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它则是一种制度演化的特殊形式,因为它是人们通过社会网络吸纳其他社会博弈共同信念的结果。

  此外,诺斯(1981)认为,制度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搭便车”(FreeRide)行为,普遍的“搭便车”倾向是人们普遍厌恶的旧制度迟迟不能被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所替代的原因。诚然,搭便车行为对于一个封闭地区而言是阻碍制度变迁以及导致制度供给不足的重要因素,但对开放性的制度模范地区而言,则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即制度溢出效应。这主要归因于被模仿的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一是非排他性。高效率的社会制度的溢出能够节约被溢出主体设计新制度的成本,从而构成低效率制度下的主体学习和模仿高效率制度的激励。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低效率制度下的地区能够经济地通过个人的社会网络接收关于高效率制度的社会博弈规则的默示性共同信息。因此,后者难以把前者从制度接轨收益中排除出去。二是非竞争性。增加一个地区对于共同制度的分享之边际成本是接近于零。制度溢出方并不一概反对这种收益外部溢出的行为,因为制度溢出后,被溢出方拥有与前者一致的关于社会博弈规则的共同信念可节约双方的交易成本。

  可见,制度竞争不仅促使低效率制度系统向高效率制度系统学习和模仿,而且后者同时也为前者产生制度溢出的外部效应,加快广东制度系统的变迁速度。

  六、制度的耦合

  制度的互补性,要求制度转型必须具备连续性和协调性,从而决定制度系统中的各项制度安排必须相互兼容才能具有“适应性效率”。这意味着,通过模仿和溢出而移植过来的外部制度与旧有的内部制度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实现耦合(Coupling)。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从外部移植的制度很可能出现被排斥的现象,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外部移植的制度和本土现存的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耦合。尤其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无外界冲击的情况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显现了相互加强的锁定关系,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因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形成关联性互补的关系(青木昌彦,2004)。因此,广东的制度变迁是否能够的顺利完成,主要取决于制度之间的耦合程度。“耦合”原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它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本文在此定义基础上,认为若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差异较小,其耦合成本(Coupling Cost )就较低;反之,则其耦合成本就较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制度的“移植失灵”。

  具体就广东地区而言,其市场化程度与外围市场经济地区就存在一定差距,若没有外力作用靠自身因素是一时难以使习得的产权安排、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商业习惯等与当地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相耦合,从而产生高额的耦合成本。全球化作为一个公共性的制度扩展驱动力,其基本的制度性功能能使外部制度溢出效应内部化,从而降低原有内部制度与外部模仿制度之间的耦合成本,进而提高本土制度转型的效率。此外,广东的制度模仿是内生的,因而其最优的制度结构必然也应该是内生演化的结果,并与发展阶段及历史初始条件和文化等有关。自由市场秩序是人们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文本,而人们认可和接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缓慢过程,其中文化是关键的制约因素。广东大部分地区位于岭南文化圈内,而岭南文化本身与中原文化的“重农抑商”观念相比,因有五岭之阻而形成其独特的商业精神。换言之,岭南文化乃一种工具性倾向的文化,其着重于指向当下的实效和功利,这是与该地区经济历史事实相符的。尽管现代岭南文化的工具性意义过于浓厚,可能削弱社会整体的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但其商业精神却是当今广东社会人文景观下市场经济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①]岭南这种重商趋利的文化观念在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广东制度系统中延续并传播,构成了广东民众的“文化拟子”[②](CulturalMeme),而当地的市场化改革便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路径依赖”下进行的。尤其是广东毗邻港澳,三地同处于岭南文化圈内,人们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差异不大,再加上地缘、人缘和血缘三方面的优势,使得广东对港澳市场经济制度的模仿更具可行性,从而加速当地的市场化进程。

  七、小结

  总之,广东的制度转型是由经济全球化驱动制度系统的整体开放,从而与外围制度进行竞争,并通过制度内生模仿机制和制度外部溢出机制实现外部移植制度和本土现存制度耦合(具体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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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何一鸣,男,广东广州,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新制度经济学

  电子邮箱:hym0509@126.com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广东制度变迁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分析视角”,《珠江经济》,2008年第1期,第24到31页。

  [①]韦伯(1986)认为“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乃是基于一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转引自:[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至26页。对于这一点,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也曾感触甚深。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Sen ,2001)明确地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常常被看作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安排,但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确实,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一个基于贪欲行为的综合体系统,实在是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的伦理,而后者对资本主义的辉煌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转引自:[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②]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教授在其名著《自私的基因》(1976)中提出“拟子”的概念,并认为文化演进与生物进化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他把文化传播单位和行为模仿单位称为 “拟子”(meme)。在他看来,在文化体系内部,任何一个能向他人传播并能自我复制的微观文化单位是“拟子”。转引自:韦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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