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发展经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以政府主导－外资和国有资本为主的发展之后，一下子进入了所谓的慢车道。近两年，上海的GDP增速一下子从百分之十几滑落到了8％，连续几年位居全国倒数第二，吸引外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大不如前。上海市委、市政府从两年前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海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这其实早就成为上海市委、市政府反复揣摩，不断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可是，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时，还真的感觉，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首先是，上海有很多的企业甚至领导干部都倾向于认为，目前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强政府、高投资、外资和国有主导的经济发展局面，已经习惯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可是要一下子转到一个新的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上，他们的心理底气还真不足。更有不少的基层干部倾向于认为，目前面临的问题可能并不是转型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原来的模式下进行额外的修补，通过扩充更多国外市场、通过出台刺激出口的更多措施，或者是通过价格促销等手段扩大市场覆盖面等问题。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上海目前面临的很大难题。因为，如果广大的企业、干部，如果不认识到转型发展，创新驱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海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突破和发展还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坚强有力的、能够洞悉经济规律和长远发展大势的领导力量来引领上海的未来发展道路的话，恐怕要找到一个适合上海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还真的是非常之不容易。
其次是，如果说上海的领导和干部已经接受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到底上海下一步将走向哪里，恐怕也并不是一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国外相关的类似经验和证据的话，我们就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退一步讲，假若我们经过一定的理论和国外经验借鉴，认为发展服务经济是比较可取的路径选择的话，我们还要看看这样的选择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否适合上海的实际情况。从目前的情况看，经过诸多经济学家的努力，现在中央、上海市委、市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上海发展现代服务经济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具体而言，中央给上海未来发展道路的规划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但是从目前上海所具备的条件来看，恐怕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上海要建构这四个中心，就需要大量高素质、懂外语、熟悉国际经济、贸易、航运和金融、法律和制度规则的人，从目前国内和上海的现有教育体系来看，我们能否满足这个要求？如果说我们可以依赖引进来完成其中一部分的话，恐怕更多地还得来自自己的培养。而从这个要求来看，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高校到底又有几所？每年又能培养多少人？尽管这看上去只是个人才培养的简单问题，但是上海要进行这样的探索，就必然涉及到上海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进行必要的探索。比如，现有的课程体系如何进行改革？现有的师资水平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新陈代谢和知识、水平的更新？现有的高教管理体制是否面临着调整的必要？现有教师的工资水平、职称评审体系是否能够对这些形成很好的支撑？如此等等。
另外，如果说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可以通过建立上海纽约大学，或者快速的吸引外来人力资本而解决的话，那么，现有的法律、法规、诚信、税收、财政、政府管理体制是否很好地适应现代服务经济的内在要求？恐怕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的简单。比如，个人和企业的诚信体系能否建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他们的诚信档案能否很好地发挥作用？如何与其他的机构之间进行很好的衔接？记得在前一段时间的一次讨论中，有人就提出在上海建立法治改革实验区的建议，这个建议非常重要，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进行那些法治方面的探索，怎样进行这些改革并能恰当而合理地规避其中隐藏的诸多风险？
记得前两年，我也曾试图提出一整套新型的、与现代服务经济、契约经济、诚信经济相联系的政府治理模式的若干要素以及可能的框架，可是不知道是这样的探索有些超前，还是难度超大，结果反复申请国家的课题都没有获得成功。在我看来，上海目前面临的问题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揽子的政府治理模式的调整与创新，而不仅仅是某一环节、某一部门，某一政策的调整，因为这些局部的改革，很可能阻碍这些改革措施效率的发挥，甚至会误导这些改革的方向，并给未来的改革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可以这么讲，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这个目标的确非常的宏观，也的确对上海目前的管理体制、教育体系、人才选拨、使用与管理体制、法治、税收和财政体制等等都带来了很好的条件。上海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从全国的情况看，恐怕上海是最具备条件的城市，可是，从上海与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来看，恐怕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