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南方城市视察，总结了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了未来改革开放的思路和方针，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离南巡讲话2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预期的目标吗？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该怎么办？甚至有人追问，中国自1998年之后还在继续改革吗？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应该是大部分的共识。但今天的改革也不同于往日的改革，今天的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是更艰难的改革，因而也是更需要进行大讨论的改革。很多人在讨论深层次改革的问题，关键是从哪里入手？如何逐步实施？我愿与诸位方家就此问题进行系列讨论。我先提出两个原则：第一，成本最小原则；第二，激励相容原则。原则一是说改革要容易上手，易见成效，能鼓励下一步的改革继续推进。一上来就想动基本制度，实际上是异想天开。原则二是说掌权者和民众都要能接受改革方案，否则就是纸上谈兵，误国误民。
首先需要打消的一个想法是，现在基本上不存在理想的、帕累托改进的改革了。能进行的增量改革都进行得差不多了，但现在很多改革都涉及存量问题，甚至是零和博弈，很难找到双赢的局面。因此，要打破僵局，就必须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让参与者（主要是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从备选方案中挑选一个对他们最有利的，这就是激励相容原则。阻力太大也改不了。
在提出我自己的想法之前，我先做排除法。有人最近提出首先是放开言论和新闻自由，我觉得这个不现实。理由是，现在官员太腐败，见不得光的新闻太多，一旦允许揭露，恐怕要影响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因此执政者不会同意。尤其是“维稳”成为当期主要任务时，这一想法虽然很深入，但是不现实。
热门的话题是“顶层设计”，我认为首先这个概念有误导人的嫌疑。谁来设计？凭什么设计？如何设计？设计什么？其次，不管找谁设计，怎么设计，还是绕不开从哪里入手进行系统性改革的难题。不能指望少数精英高居庙堂，试图游说一些没有实力背景的理想主义高层就可以改革维新，那是戊戌变法。顶层设计也不可能什么都设计，否则中国就会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
有人说，先从基层民主做起。但十多年的农村民主试验不过是几年一次的选举而已，民主的实质内容远未落实。大量的农村土地转卖、拆迁和村干部腐败就是证据。而且，只改基层政府组织，不改党委组织，不改上层，如同隔靴搔痒。按这样的速度，中国社会问题大爆发的那天，也等不到高层民主。
有人说，先改教育，因为教育好了，公民素质高了，民主水平自然就提高了。但这个李普赛假说在中国未必成立，因为教育的目的、手段和结果完全由政治体制决定，是内生的，难以反过来在未来十年内达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效果。何况，百年树人，教育的效果太慢，太慢，我们等不及。
有人说，先从公布官员财产开始。这根本不是开始，这简直就是釜底抽薪，太理想化了。别忘了，大概二十年前中国就在呼吁阳光财产法案，结果每次都胎死腹中。现在一些地方试行的也是假的，只申报不核实，更不查处，无甚作用。公布财产将使所有官员危如累卵，坐卧不安，他们肯定不会同意。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还不是系统性改革或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改革的压力还不是最大的时候，或者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最糟糕的时候可能改革的成本最低，但也可能会失去改革的机会，导致社会动荡。在革命和改革两者之间，我还是倾向于改革，因为它的成本更低。
那么究竟哪里是深层次改革的突破口呢？我认为是中共的党内民主。先从上至下进行选举改革，然后强化分权，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最终将改革的经验从党内扩展到整个政府系统。理由有三：第一，改革的成本低，过程在执政党的控制之内；第二，暂时不涉及对党的执政地位的挑战；第三，更易获得党内精英的支持。
其实，改革也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悲观，即便是“与虎谋皮”也未必无法求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官方媒体关注古巴，关注朝鲜，却很少关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越南这十几年不仅进行了经济“革新”，而且进行了政治改革，让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都实行差额选举，并且确立了“三头并立”的格局。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应该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