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一个老师在我办公桌上看到本小册子，达斯古帕塔（AjitK.Dasgupta）著《甘地的经济思想》（Gandhi 's Economic Thought），不由大为惊讶。他问我：“圣雄甘地也有经济思想吗？甘地不是反对现代经济活动的吗，反经济思想才对吧？”而这点疑问也正是我拿起这本书的根本原因。
这是劳特里奇经济学历史研究丛书中的一册，与其他几册研究哈耶克、凯恩斯、瓦尔拉斯、罗宾斯的书比起来，《甘地的经济思想》确实显得另类。不过 “甘地经济学”的概念并非近年才被提出。20世纪上半叶印度最重要经济学家库马拉帕就已归纳和总结了甘地的经济思想，在印度颇有影响。
甘地是否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既是一个问题，又不是一个问题。对于印度近代的经济活动和政策而言，甘地比任何其他民族经济学家的影响都来得大，比罗纳德的影响更大。罗纳德是印度国大党的创始人，对印度殖民地后期制度改革的影响极大，近年颇有一些学报论文研究他的作用，将其与美国的哈密尔顿或者德国的李斯特相比。但罗纳德的思想仍有脉络可循，并不太让当代经济学家意外，甘地思想完全是颠覆性的，至今仍对印度经济产生影响，让大多数国外经济学家捉摸不透。
如果研究甘地的思想，完全不必追溯到斯密等正统经济学的源头。翻一下索引，全书只有一次提到斯密，李嘉图更是从未涉及。甘地的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有印度教的传统，又有基督教的影响，有他在英国留学时读到的罗斯金的痕迹，也有他在南非时反复研究托尔斯泰的烙印。但这些因素全都不能解释甘地，甘地从不是哪个门派、哪位大师的信徒，只是巧妙地把社会改革、政治独立、宗教平等等目标综合在一起，拒绝割裂，以退为进地发挥出最大力量。
甘地说过，“我得承认，自己从未在经济与伦理之间作出任何明确的区分”。上帝的不应全归上帝，凯撒的不应全归凯撒，所以我们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碰到了大难题。将甘地置于哪一章哪一节都不合适，弃之不顾更不合适。甘地独特的视角不仅影响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也向经济思想史家提出挑战，正统经济学是否从根基上就蕴含了一点毛病？
这个根基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边沁讲求“最多数人的最多幸福”，幸福又特指物质欲望。后来的经济学衍生出多个流派，各有侧重，但对这个根基并没有多少异议。经济总要“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总是“不断增长”，金钱、财物和闲暇是幸福之源，劳动则是我们换取幸福的根本代价。
甘地偏偏否认这一点。他认为无节制、不断增长的欲求才是痛苦之源，节制欲望便能获取快乐。生计劳动（bread-labour）是每个人的需要，并不痛苦，反而带来欢乐，那些无需生计劳动的人自己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痛苦。更深入地看，甘地反对斯密所倡导的劳动分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化和资本主义文明。
很多人知道，纺车是甘地经济思想的象征。只要一有空，甘地就会转动他的纺车，并呼吁把纺车送进每一户人家。即使在他绝食抗议多日后开始恢复进食时，他也要求周围人搬来纺车，用一双瘦弱的手来艰难地转动，因为《薄伽梵歌》提到过，“若享受食物而不予奉献，这样的人与窃贼无异”。所以生计劳动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边沁只考虑了“最大多数人”，而甘地主张要考虑所有人，只有用生计劳动才能实现所有人的平等，也提供了所有人的最多幸福。
写到这里，很多读者大概认为甘地思想只有社会伦理的意义，却没有现实经济和政治的意义，如同当年浪漫诗人华兹华斯对资本主义的憎恶一般。当时印度思想泰斗泰戈尔就如此批评，当代印度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亦持此论。森曾做过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甘地主张每人纺纱织布的政策对当时的印度经济并无真正促进，反倒是后来生产洋布的产业普及开来，真正推动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可甘地所面对的社会状况并没有那么简单。过去几百年里，摆脱大规模的贫穷一直是印度的核心问题。而摆脱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则是另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又必须实现多种宗教和平共处，避免国家大规模分裂。如此多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纠结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
正统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里获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真要用于思考和解释半个多世纪前的印度，仍然显得过于简单。反倒是甘地出于底层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直觉的经济学建议，在现实中起到重要作用。他推行土布的倡导推广开来，演变成大规模的“排斥英国货”（Swadeshi）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为以后民族独立提供了条件。
甘地的另一重关涉是失业问题。印度人口众多，产业化导致的失业在印度会变得很严重。而且失业最主要的受害者，正是那些本已贫困至极的底层民众。甘地一直把自治自决（Swaraj）作为根本目标，同时也是斗争手段。产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机器必定掌握在极少数资本权贵手里，资本扩张没有约束，民众的苦难就没有尽头。而老式纺车掌握在每个人的手里，它不但在生产土布，也在生产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关系”。
现在有学者主张，“甘地经济学”包含了许多当代热门的环境资源经济学思想，我觉得这实在是小看了甘地。甘地并没有自觉的经济学意识。他在自传中坦率承认，在英国读书时就没能读懂大多数法学专业书，后来就更没有从书本上下功夫了。但是他从政治实践和宗教修行入手，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对于印度社会的认识，其中包含了对经济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亦只有置于甘地整套思想中才可能被理解。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甘地经济学”或者“甘地思想”完全出于学者的自觉归纳、自觉传播，与政治无关，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