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距今已有4年多时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仍极不景气，这一切太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世纪30年代了。原因很简单：如今我们遵循的思想，正是指导那十年里各项政策的思想。自那以后，这些思想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危机的起因、性质和适宜的应对方法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
这些思想已在公众观念中扎根，正为许多国家的过度财政紧缩政策提供着支持。因此，如今主流经济学家向公众纠正这些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提供一份对眼下问题更加实事求是的分析。
首先说危机的起因。许多政策制定者坚称，危机是由政府不负责任地发行公债引起的。这个结论在大部分情况下不符合事实，只有希腊等少数几个例外。其实，造成危机的原因是私人部门过度借贷，包括银行过度杠杆化。泡沫的破裂导致经济产出大幅下滑，致使税收收入大幅减少。如今政府的赤字问题是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
其次说危机的性质。房地产泡沫在大西洋两岸破裂时，私人部门许多领域纷纷削减开支，试图偿还旧债。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反应是合理的，但事实证明，从整体来看，这种反应是适得其反的，因为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支出的急剧减少导致了经济萧条，而经济萧条恶化了公共债务问题。
再来说合理的应对之道。私人部门集体努力削减开支的时候，公共政策应起到平衡这种影响的作用，努力维持一定水平的支出。最起码，我们不应大幅削减政府支出，或大幅提高针对普通人的税率，这两种举措会令情形更加恶化。
最后说说我们犯了什么重大错误。危机急剧爆发后的最初阶段，我们的反应是正确的，随后，我们的政策走上了歧途——开始专注于政府赤字，辩称公共部门应与私人部门一道努力减少债务。财政政策不仅没有起到平衡的作用，反而最终跟私人部门一起削减开支，加剧了对经济的抑制作用。
如果危机的情形不那么严重，我们或许能通过货币政策进行补救。但在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单凭货币政策无法挽救局面（尽管它本应竭尽全力）。当然，我们必须制定减少政府赤字的中期计划。但如果太急于在较近期内实施这样的计划，很可能弄巧成拙，因为这可能导致经济复苏流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降低失业率，以防止失业变得过于普遍，从而加大经济复苏和未来减少赤字的难度。
现行方法的支持者们会如何反驳我们的观点呢？他们一般用两条理由来反驳。
第一条：信心。他们说，政府赤字将导致利率升高，从而阻止经济复苏。相反，紧缩将增强人们的信心，促进经济复苏。
但这条理由缺乏证据支持。在央行正常发挥职能的所有主要国家，尽管赤字高企，利率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低位。高利率的情况仅出现在一些欧元区国家，因为欧洲央行(ECB)无权做这些国家政府的最后贷款人。在其他地方，央行永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为赤字提供资金，使债券市场不受影响。
并无相关实例证明削减预算可以增加经济活跃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了不同国家的173个削减预算的例子后发现，在这些例子中，削减预算无一例外地导致了经济收缩。当下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预算削减幅度最大的国家，也出现了幅度最大的产出下滑。
事实上，如我们所见，削减预算并不能提振企业信心。企业只有在预见到存在足够多具备消费能力的消费者时，才会增加投资。紧缩政策抑制投资。
第二条理由：结构。反对扩大需求的第二条理由是，限制产出的实际上是供给方面的因素——结构性不平衡。然而，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在我们的经济中，至少应该有部分领域和工作岗位是在开足马力的。但在大多数国家，情况并非如此。因此，问题一定是支出与需求的普遍不足。
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们也曾同样用结构性理由反对积极的支出政策。但在1940年至1942年之间，随着支出的增加，产出提高了20%。因此，上世纪30年代的问题如今日一样，是需求不足，而非供给不足。
因为指导思想错误，许多西方政策制定者正在令他们的人民遭受巨大的痛苦。但这些人关于如何应对衰退所持有的观点，是上世纪30年代金融灾难后被几乎所有经济学家所否定的。可悲的是，近年来，这些老思想又卷土重来。
最好的政策将因国家而异，并且需要经过辩论。但前提是，这些政策必须首先对问题有正确的分析。因此，我们必须敦促所有经济学家和其他支持发出这份“经济常识宣言”的人，在网络上签名表示支持，公开呼吁各国改进危机应对方法。如果所有人明知错误的存在，却不发一言，整个世界都会遭殃。
本文作者分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教授。
译者/吴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