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由于克服了个人崇拜及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可以综合考察并认识人类当今发展主要问题的理论，单纯的量化实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至少是四种危机的共生性爆发，包括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和政治的危机。它们的结合使危机具有强爆炸性的特点，也导致不同社会意识分歧的加剧。整个地球的社会生存环境处于危险之中。
“国家、市场、大众与21世纪的人类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七届论坛”于2012年5月25—27日在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霍奇米尔科分校隆重举行，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挪威、比利时、土耳其、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印度、韩国、越南、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和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霍奇米尔科分校校长萨尔瓦多·维加·里昂（Salvador Vegay León）教授，一同为树立在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霍奇米尔科分校红色广场的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铜像揭幕。学会颁发了2012年度“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和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两人获此殊荣。
会议发表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七届论坛共识宣言，并就以下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英国中兰开夏郡大学普雷斯顿分校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教授关注“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南北对话桥梁和南南合作驱动力的转变潜力。她认为，它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资源丰富，出口贸易多元化。“金砖国家”的崛起，不仅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而且可以使北方发达国家“南方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倡导的全球新凯恩斯主义改革议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其作用十分有限，只能暂缓资本主义危机的迅猛势头。她考察了“金砖国家”在采取多样化经济战略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和审议G20峰会议程时的一些关键性发展，强调中国的主导作用。她的分析以“单极—多极化动态”（unipolar-multipolar dynamic, UMD）为框架，主张替代现有世界经济的战略构想，将中国的国际主张视为一种“多极化的发展主义”，把南南合作视为使世界摆脱单极化的驱动力，把全球性改革视为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而创造战略空间。从UMD的角度看，面对不平衡的衰退，美国正致力于重新获得霸权，恢复其在多边领域的意识形态影响，以及谋求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的实体经济国力重建。“金砖国家”虽然经济都在增长，但意识形态不一致，相互之间的协调也是非正式的。在缺少发展中国家反霸权联盟的情况下，UMD会在国际谈判各种集团的博弈中失去作用，使全球性改革陷入僵局。她指出，应从第三世界过去的反霸权斗争和20世纪70年代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寻求南方阵营的替代平台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修正”，将“金砖国家”定位在区域和国内战略上，而不是重建等级秩序，而且这些战略要建立在发展的互补性上，注重发展的公平性。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马·安东尼娅·科雷亚·塞拉诺（Ma Antonia Correa Serrano）教授指出，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促使中央政府制定国际商业战略，以确保供给。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市场石油和原材料供应的高度依赖，中国与拉美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中国石油企业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补贴和免税等优惠政策，得以在其他国家开拓经营；矿产资源的国际价格上升也增加了中国对“南南合作”的需求。她还分析了中国在拉美的矿产合作战略采取外国直接投资的开采方式，这一方式在南美洲的运营状态，及其对就业和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日本东京大学伊藤诚（Makoto Itoh）教授概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意义，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可行性。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应该从理论上与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商品化的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应该形成社会功能，促进劳动者在工作地点间灵活、有效地流动，但一定要有坚实的社会保障，保持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的经济生活稳定性。要批判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不能像它们那样，片面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性市场的效率（包括劳动配置），降低劳动者参与管理的作用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21世纪的中国要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为此，中国的税收制度需要更加现代化；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级差地租的逻辑关系；以社会主义精神公正对待劳动者的抗争行为，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的主人，拥有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反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政府机构和企业管理者腐败的正当权利。
巴西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政策系主任梵尼莎·科瑞尔（Vanessa Petrelli Corrêa）博士和副主任克劳迪奥·艾米特诺（Claudio Roberto Amitrano），对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砖国家”不同的增长方式做了比较分析，认为巴西采取的是一种工资和政府转移支付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其他四国采取了一种以利润为导向的投资及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弗朗西斯科·迈勒托（Francesco Maletto）研究员和法国第八大学的阿卜杜勒哈菲德·奥特玛尼（Abdelhafid Otmani）教授，分析了中东产油国家的经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该地区留存着各种形式的霸权，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因资源丰富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石油工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只能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而且自2008年危机以来，中东产油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更加明显地受到西方石油价格的影响，对西方国家更为依赖，体现出产油国政治经济的脆弱性，金融化加剧了这一脆弱性。危机后出现了中东地缘经济秩序的新构建，随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政权更迭，石油资源界定管理的不确定因素剧增，中东石油生产在强化西方财富积累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墨西哥拉美社会科学学院弗朗西斯科·坎塔穆托（Francisco J. Cantamutto）研究员和爱戈斯提纳·科斯坦提诺（Agostina Costantino）研究员从阶级的视角，对阿根廷偏左政府最近8年的改革成果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价。他认为，面对20世纪最后20年新自由主义兴起给拉美社会造成的灾难，过去10年中拉丁美洲出现的一些民粹主义或中间偏左的政府被寄予厚望，阿根廷是其中之一。自从基什内尔和费尔南德斯总统先后任职以来，随着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进步，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取得了一定改善，但其步伐近年来停滞不前。当前有必要分析资本家的利润状况，通过固定住户统计调查、国有大公司调查、劳动统计公报等收集各种数据，并需要考虑政府对数据的干预和调整因素。
利润率危机和债务危机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认为，虽然韦斯科普夫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危机的发生归结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影响，但实际上，仅用利润率变化趋势无法解释所有危机的根源，尽管一些经济衰退如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可以用它解释。而体制性危机如近来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危机则不然。本次危机起源于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下，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并最终使新自由主义体制变得不可行。所以，需要用更广泛的分析框架——资本循环分析方法——分析资本主义体制危机，既能够容纳利润率变化，也能够容纳与体制危机相关的其他因素。
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泉弘志（Hiroshi Izumi）教授利用投入产出表、公司财务报表等数据，对日本1980年、1990年、2000年三个时点的剥削率和利润率做了估算，指出，日本的剥削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从1980年的97.3%上升到1990年的107.3%，再上升到2000年的116.7%。这三年，根据价值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为0.3292、0.3490和0.2476，根据生产价格计算的一般利润率为0.3576、0.3850和0.2816，根据市场平均价格计算的利润率为0.2336、0.2528和0.183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从1980年到2000年，日本的剩余价值率一直在上升，一般利润率先略有回升，再大幅下降。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保罗·考克肖特（Paul Cockshott）教授对《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针对这部分原著的批判是对原著的误解。他还提出了一个动态解决方案，以显示导致利润率下降的环境，并用其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
爱尔兰国立大学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教授研究了世界危机、欧洲危机和爱尔兰危机的动态机制和相互关系。他认为，爱尔兰危机既是国际性的，也有其国内根源，既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表现，也是本土经济动态发展的结果。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和地区面临各种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必要条件。一是加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二是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三是教育公众，揭示资本主义的弊端，弘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日本福祉大学毛利良一（Ryoichi Mohri）教授通过考察二战后的债务危机，揭示了现存殖民主义、非法独裁政府以及富国通过提高借款的方式，进行资源掠夺、压迫人民，购买军事武器，防止资本逃入避税天堂的种种行径。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失落的拉丁美洲，到21世纪的美国及欧元区危机，表明高高在上的金融资本，日益远离并反过来破坏现实经济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尽管债务危机成因有不同的类型，但货币借贷资本运动的结果，只有1%是赢家， 99%都成输家。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刘易斯·桑多瓦·拉米雷茨（Luis Sandoval Ramirez）教授指出，墨西哥目前沉重的公共外债以及外国债权人（私人资本和多国银行）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历史上发生多次，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公共外债高峰时期为1822—1827年，以后分别为1870—1893年和1921—1931/32年（只含1921—1930年的一个商业周期），第四个高峰时期含两个商业周期（1971—1982年和1989—1997—2001年）。拉美之所以债台高筑，概因其资本的借入服务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非债务国自身，很多债务都与本国的实际需要尤其是生产需要无关，有些对债务国的纳税人毫无益处，甚至未经过可行性审查。
危机后的就业、分配和政治走向
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大学拉巴斯分校经济学系曼钮尔·安吉利斯（Manuel Angeles）教授认为，当前全球衰退及其伴随的金融紧缺及债务危机症状，掩盖了全球危机的本质，从根本上看，这是人权（对食物、就业、适当的收入水平、清洁的环境、健康而且受教育的生活的权利）或人类基本生存原则的危机。衰退是资本主义的常态，由短期或长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精英统治阶级宣称，经济自由化与消除管制有利于社会经济福利的提高，市场力量的作用将会使得经济全面繁荣。但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的结果，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创造出更加强大的个人垄断力量，使得国家离“福利社会”越来越远。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爱杰多·巴扎（Alejandro Valle Baeza）教授和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格罗利亚·贡扎雷兹（B. Gloria Martínez González）教授指出，危机后，全世界的失业后备军队伍不断扩大，在欠发达国家变得更为严重。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工人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因为原居住国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但美国和欧盟都根据资本的需求，实施歧视非法移民的法律。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国际价值，剥削工人的成本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高，因而影响人口国际流动的方向。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刘易斯·阿尔瓦雷斯·洛萨诺（Luis J. Alvarez Lozano）教授指出，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使劳动者不能有尊严地工作和获得公平的收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更使失业和收入不均等进一步恶化。
日本驹泽大学濑户冈纮（Hiroshi Setooka）教授分析了雇佣劳动者的抗议行动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认为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他认为，把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有一些人能够广泛深入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更需要人民持续不断地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柯瑞儿（Richard Corell）和恩斯特·赫泽格（Ernst Herzog）解释了德国重新统一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重危机，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金钱政治集团加剧争权夺利，政府干预的作用日益突出。他们认为，需要对历史上德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及其教训进行研究，因为现在又有一些右翼分子在危机背景下叫嚣德国要第三次崛起，再度成为世界强权国家。
加拿大约克大学萨巴·阿尔纳塞里（Sabah Alnasseri）教授讨论分析了危机助推帝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认为历史来到了因矛盾长期积累形成的又一个十字路口。美国霸权下的帝国主义正在经历多重危机，中东、欧洲、拉美和北美人民的斗争此起彼伏，右翼政党也在崛起。干涉性战争、战争威胁和军事演习层出不穷。面对困境，需要构思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化道路。
人类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奥地利社会论坛赫曼·杜沃扎克（Hermann Dworczak）博士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由于克服了个人崇拜及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可以综合考察并认识人类当今发展主要问题的理论，单纯的量化实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至少是四种危机的共生性爆发，包括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和政治的危机。它们的结合使危机具有强爆炸性的特点，也导致不同社会意识分歧的加剧。整个地球的社会生存环境处于危险之中。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马克·纳瓦罗（Marco Vinicio Ferruzca Navarro）教授试图设计一种有利于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好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性的经济活动方式。设计是一项基本的人类活动，通过空间、产品和视觉影像的创造，一种积极乐观的远景有利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以便不仅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而且提高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质量。
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Hiroshi Onishi）教授分析了未来30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前景。依据各国工业化过程的历史经验，他担心中国前30年经历的高增长一旦停滞，会带来政治动荡等社会难题，应该学习1978年邓小平进行社会转型的政治智慧，为今后社会的稳定未雨绸缪。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谨慎地使改革成果让其他阶层也能分享。我们需要认清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孰得孰失的利益分配格局。根据日本的经验，建筑行业将是利益损失行业，因为GDP中的建筑行业比重将会下降；另一个利益损失群体是公共部门的职工，这是由于大规模的预算削减。技术决定生产方式，每种生产方式及其变化需要与之相适合的特定人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富有冒险精神的人适合从事贸易，但在经济低增长的情况下，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要避免利益格局的失衡和冲突，他认为，改革目标应从一切为了钱转向一切为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认为，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四位一体”的制度体系。第一，在经济制度方面，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在政治制度方面，完善“三者统一、四层制度”的架构。第三，在文化制度方面，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四，在社会制度方面，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范文德（Pham Van Duc）教授分析了越南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与人类发展的联系。他认为，越南正在寻求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可持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发展，基于政治稳定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人类可持续发展位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最终目标是人的发展，改善人的生活质量。
学会还颁发了第三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9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获此嘉奖，他们分别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荻原伸次郎（Shinjiro Hagiwara）教授、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刘易斯·桑多瓦·拉米雷茨（Luis Sandoval Ramírez）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维也纳科技大学彼特·弗莱森纳（Peter Fleissner）教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拉狄卡·德塞（Radhika Desai）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乐明教授、韩国庆北大学金炯基（Hyungkee Kim）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保罗·考克肖特（Paul Cockshott）教授、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八届论坛将于2013年5月24—26日在巴西圣·卡特琳娜联邦大学召开，主题为“世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不平等及其对策”。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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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大众与21世纪的人类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七届论坛”发表了共识宣言。宣言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很多拉美国家在最近10年纷纷脱离了新自由主义。但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2008年危机后受惠于新自由主义的阶级继续掌权，采取“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就业恢复乏力，加剧了劳动者危机时期的痛苦。宣言呼吁，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系统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支持人民的政治权利，支持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最新“紧缩”形式的社会运动，进一步扩大和改善公共部门和国家的作用，支持21世纪拉美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支持希腊人民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紧缩政策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