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政策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投资者对这个市场的信心是处于崩溃的状态。另外，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短期的资本不大愿意介入，长期又没有信心，所以就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目前，中国间接融资占巨大的比重，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间接融资占的比例非常低。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很多法律以及证监会主要功能都是帮助老百姓防范商业欺诈。所以，我们需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才有可能把直接融资，金融市场发展壮大。从1952—2012年这60年中，有三个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口政策，上世纪7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这对我们后30年的人口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二是功能性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获取的剩余价值成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对今天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包括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都有着内在的促进和影响。其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财政分权改革，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这60年的金融政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2—1985年，这一段是通过价格剪刀差把农村剩余产品转移到工业部门，然后形成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阶段称之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第二个阶段是1979—1993年，这一段时间中国的资本来源是货币化利益。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不会带来通货膨胀。超额货币发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的部分总资金规模大概在8000亿元，相当于每年GDP5%的规模。但这个阶段我们国家也出现了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普遍出现的现象，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79年的34%下降到1997年的10.7%。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采纳了华人学者的建议，通过高利率吸收存款，通过银行的存贷款功能弥补财政功能的不足。1993年，我们的存款利率高达11%，贷款利率也是11%。银行存贷款利差为0%，甚至还引入了保值贴补。当时银行存款功能就相当于财政税收功能。银行给国有企业放款，那叫工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这个贷款无疑就相当于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3—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四大银行积累了48%的不良资产。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实际上就是上世纪 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成本在银行体系的一种沉淀。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银行功能的财政不可持续了，同时我们正在争取加入WTO，在WTO谈判过程当中，我们承诺了5年之后，银行人民币业务全面对外资开放。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资产包袱必须要卸下来。
进入第四阶段，也就是从1997年开始，主要的金融特征就是借助股票市场，把上世纪90年代沉淀的社会成本向中产阶级分摊。可实际上本世纪出现了另一个货币化，那就是土地的货币化。土地的货币化吸收了大量的资金。所以2000年以来，土地的货币化使得信贷货币大规模投入，更多地支持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和房地产的投资。因为土地市场化，从而没有带来恶性通胀。
这四个阶段的金融政策，带来了两大贡献。一是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实现，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最大的国家。二是促进了中国经济渐进改革的成功。通过银行的介入，起到了社会资源跨时期的转移，实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平稳发展。但是这四个阶段的金融政策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其一是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了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的扭曲。中金公司研究显示，中国的房地产指数从1998年的100，到现在超过500。日本1970年是100，1990年是200，然后泡沫破灭跌掉了60%；美国1987年是100，2006年是200，现在也跌掉了40%。这样的状态下，说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大规模地积累。而这种积累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其二，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2008—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了81万亿元。2003年到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了产能的巨大扩张。再加上外部的经济危机使得我们的出口受到严重阻碍。
其三，它剥夺了农民和中产阶级，导致了社会两级分化。
其四，它导致了居民财富积累和产业发展的双重困局。老百姓资金没有投资渠道，需要发展的产业没有资金或者是没有资本来源，陷入一种“双输”的格局。目前，我们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生产能力。未来消费购买力的实现需要把财富和下一代人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也就是说财富能够换回未来多大的消费产品，其实并不取决于手头有多少财富值，而是取决于下一代人他们创造的剩余产品有多大。
金融业获取利息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金融业把社会资源从一个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因此在总的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在高效率部门创造出新增的财富。这些创造出的财富有几个相关集团必须参与分配：一是资源流出的低效率部门，因为其让渡资源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要求参与分配；二是金融业自身，金融业分享财富的合法性在于通过它的中介服务，社会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优化。但是金融业如果无法起到资源优化的作用，甚至导致资源配置结构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这就需要防范了。
目前，我们的经济必须转型。因为全球制造业的需求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本国发展来看，经济转型需实现从出口拉动到内需拉动的转化。那么内需应该发展那一块？我认为，未来重点要拉动的是既是消费又是投资的部分，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从产业来讲，要从低端制造业进行转型。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穿军装，不讲个性。而今，我们进入了张扬个性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生产体系来讲要从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转化到标准化和个性化并存的体系，总体来说就是多元化。因此，金融未来改革的趋势也是多元化，为多元化的经济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资源的配置一定要市场化，而不是靠行政指挥。如果说有一个部门指挥投资哪一个产业，那么这个产业明天马上就会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大量资本投入一个领域或者是几个领域，那就一定会出问题。山东有一家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提出了一个佐证：山东有一家民营企业，是做纺织起家的，它是在国家政策大规模削减纺织业产能的时候，顶风作案，但发展的非常好；而山东另外一家企业跟着发改委走，却很快陷入了产能过剩。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政策出现方向性的错误。金融转型有三个含义，除了改革和开放之后，政府立场的转换至关重要。从四个阶段来看，政府的立场就是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这个立场需要转换到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目前资本市场低迷状态的原因，是因为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都是政府帮助企业解困，然后把成本向中产阶级分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是通过损害投资者利益来帮助企业冲销不良资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投资者对这个市场的信心是处于崩溃的状态。另外，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短期的资本不大愿意介入，长期又没有信心，所以就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目前，中国间接融资占巨大的比重，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间接融资占的比例非常低。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所有的法律，包括证监会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老百姓防范商业的欺诈。所以，我们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才有可能把直接融资，金融市场做起来。这是立场的转换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第二个发展方向就是发展新金融，实现金融业态的多样性。我判断，中国的资本账户短期内是不能开放的。打一个比方，中国现在是一个堰塞湖，上游洪水滔天要往下面流。欧美现在都在防水。所以，海外热钱希望找渠道进入，现在我们的堰塞湖有巨大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修一个渠道，把堰塞湖里面的水引入到我们需要灌溉的田里面去，让他们得到发展，而不是把上游的坝给拆了。如果把上游的坝拆了，下面又没有好的渠道，最后将会引发很大的洪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