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投稿
经济金融网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中国经济学年会 EFN通讯社

真假亚当·斯密:谈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乡村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一个以市场分析为主导的新时代。此类研究,在经过“去资本主义化”的过滤之后,越来越呈现出如下几种倾向:其一是将过往对于生产关系的探讨转向对生产力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从“人”转向了“物”,转向了资本、商品和技术,进而浓缩成一种叫做GDP的数字分析;而即便有“人”,那也是“经济人”,一个被认为可适用于任何时代因而也就脱离了具体历史的抽象个体。其二是将经济问题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加以考察,结果造成一系列的二元割裂倾向,如城市与乡村割裂、经济与社会分离、人与自然互不相关、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

  其三则是此类研究无不以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中心,即使在所谓的乡村研究中也深深地打上了“城市导向”的烙印。“城市化”既是理想,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其四是对研究对象缺乏批判性的反思精神,缺乏一种对立共生的辩证分析态度,过往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两极化思维依然主导着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研判。最后,这样的研究总摆脱不了“断尾巴蜻蜓”之嫌。尽管我们往往在现实发展之中获得灵感,对过去展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解释工作,但是很少自觉地把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智慧用来观照或反思当下,也很少把当下的现实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进行考察,以至于——仅是其中一个例子——对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即城乡分离运动或美其名日“城乡一体化”建设,已经或即将带来的巨大影响,长期缄口不言;或听凭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肆意鼓吹。无论如何,这都不利于对中国乡村经济之历史的认识,也无助于把握当下及未来中国乡村经济的走向与命运。

  早就应该到扭转这一倾向的时候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国度,一切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没有希望。这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识。可是,面对当前汹涌而来的城市化、非农化的潮流,我们更应该从反面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农民真的消失了或者被终结了,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是否将因此面临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走出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再捡起一个极具洞见却备受冷落的概念,即“没有分工的市场”,也就是从农工结合的角度,或许会对近世中国数百年乡村经济的历史变迁贡献一点不同的认识。限于篇幅,暂且停留在国内外学界的相关争鸣之中,希望借助对这些争鸣的梳理,寻找可能的线索。

  “社会分工”抑或“技术分工”:多重变幻的斯密形象

  何谓“没有分工的市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概念。只要稍具经济学常识,都会反问:没有分工,何来市场?其实,这里所说的分工,非指社会的劳动分工,是指劳动的社会分工;这里的“没有”,亦非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而是从中国经济史研究泰斗吴承明先生早期提出的“不依靠分工的市场”这一说法借用而来。这种“市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内的结合,是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形式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在宏观层次上,一则表现为地域分工——一种基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广域交换形式(长距离的贩运贸易),而不是基于要素市场相对自由的流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异;一则表现为城乡之间基于租、税征缴而形成的从乡村到城市单向度的不对称交换,而不是城乡分离的各自独立的产业之间的商品交换。

  吴先生认为,这种不分工的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形式,“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

  近年来,加州学派的兴起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加州学派理论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讨论近世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混为一谈。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倾向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影随形,而对于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色彩的加州学派来说,无视“社会分工”,自属天经地义。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佩罗曼指出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而“很少涉及社会劳动分工这一领域,以至于在思考生产的社会关系时,社会劳动分工被完全排除在外”。笔者在五六年前曾就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一做法“既与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现实研究中的叙述混乱”,并希望借助环境史的方法,“进一步发掘分工与不分工市场的相互关系”,进而找出“摆脱目前之理论困境的最佳途径”。

  对亚当·斯密观点理解最为深刻的当属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在其新著中所做的更加鲜明的阐述。如其所言,读者往往被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提及的制针厂的例子迷惑住了:

  斯密的叙述开始于一个针厂的例子,用来说明分工如何改善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但是,自那以后,他的注意力就离开了隐蔽的生产场所,转而继续聚焦于社会分工(城乡之间,或不同经济部门和活动之间的分工);聚焦于把专门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单位联结起来的市场交换;聚焦于推动贸易和生产部门之间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聚焦于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调节和利用竞争和分工的协作。只是在将近结尾处提倡政府在大众教育上采取行动的时候,斯密才含蓄地回到了技术分工上。但是,他并没有像叙述开始时那样强调技术分工对生产能力的积极影响,反而谴责它对劳动力的毒害。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改善劳动能力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和出现了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亦即“专业化生产单位和分支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是单位本身内部工作任务的专业化(技术分工的发展)”。因此,加州学派将明清以来直至今日中国经济演进的动力一概称之为“斯密型动力”,可谓大谬不然。

  然而,阿里吉指出了别人的谬误,自己却并没有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阿里吉心目中有另一个亚当·斯密:这一位斯密,既非“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亦非作为“无休止”经济扩张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鼓吹者,也不是《国富论》第一章描述的那种针厂分工(即“劳动分工”)的理论家与鼓吹者,所有这些,都是后世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误解;相反,这一位斯密,更强调“市场是政府的工具”,强调“竞争与分工是现存社会框架内经济扩张的互动条件”,以及“国家财富是国家力量的来源”,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一条通向富裕的“自然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根据阿里吉的分析,斯密加以理论化的这两条道路,一是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一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通道。它们既非加州学派之“欧亚相似论”所鼓吹的同一条道路,也不是布一黄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即认为欧洲道路比中国道路具有更大的潜力;相反,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且都会导向停滞或高水平均衡陷阱。然而实际上,在阿里吉看来,“斯密本人不但把中华帝国晚期看作市场发展的一个样板,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几乎达到了那种发展的顶峰”,而欧洲道路则是一种“非自然的倒退的”的路径,故此他“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作是政府最应该追求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他给欧洲政治家建议的主要方向是把本国的发展过程转向‘自然的’道路”。今日东亚的复兴,在阿里吉眼中,也可能表明斯密关于市场发展的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的正确性。

  阿里吉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发现”真实的亚当·斯密,不如说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亚当·斯密。这样的亚当·斯密,既是对既有理论的曲解,也是对历史事实的罔顾,同时背离了他本人对亚当·斯密的所谓重新“发现”。恰如其著作标题“亚当·斯密在北京”所揭示的,今日中国固然到处都是亚当·斯密,但是这个亚当·斯密与阿里吉所“发现”的真正的亚当·斯密,完全是两个模样。

  “自然道路”与“反自然道路”: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

  阿里吉误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中西发展道路的论述。从行文中看,他之所以推崇斯密所说的“自然的”道路,与他特别强调的斯密的所谓“反城市偏见”密切相关。据其研究,这一由罗森堡揭示的斯密的“反城市偏见”,认为农业工人比产业工人更少受到技术分工的负面影响,更具高超的智慧和灵活的技能,“假如有机会成为小私有经营者,庄稼汉将是比大私有经营者更好的企业家”;“任何国家通过商业和制造业获取的(资本),都是极不稳定和靠不住的财产”,除非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在该国土地的耕作和改良中得到了保护和实现”,因为“农业更坚实的改良所产生的财富来源则远为耐用持久,并且不能被毁灭掉”。斯密因之建议立法者推动“非自然的”道路自动地与“自然的”道路趋同。正是基于这样的发现,阿里吉一方面没有质疑欧洲道路,另一方面却仍然将其有关东亚道路的表述与“斯密模式”连接在一起,并将斯密模式的适应对象转移至中国。

  从阿里吉阐述斯密“反城市偏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斯密对于农业的偏爱并没有偏离这一“社会分工”的立场,他之强调“自然的”道路,并非返回到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生产状态,而是强调在以工、农分离为基础的城镇工业发展起来之后,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资本是如何因其在城镇的积累过于庞大,竞争激烈,以致利润降低,被迫流向农村,在土地上扩散,从而“在那里创造了对农村劳动力的新需求,必然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换言之,“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和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

  斯密还详细探讨了工商业都市的增加和富裕对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所作出的三个方面的贡献,即“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推动都市商人投资于农村,进行土地改良;侵蚀和瓦解了农村旧的的封建体制和农村居民的依附状态,使其逐步形成一个和城市一样的社会,即“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尤其是后者,斯密誉之为“一种极重要的革命”。

  亚当·斯密在批评重农主义的思潮时,特别指出,那些“为了增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加以限制的”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妨害他们所要促进的那一种产业”;相反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斯密真正倡导的是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而非孤立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

  实际上,在讨论一国资本之用于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3种事业时,亚当·斯密更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来未曾延续这样的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因此,“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农业上、工业上、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

  也就是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走出一条不曾受过干扰的“自然的”道路,面对有限的资本,各国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资本投入的结构各有差异,实际上走上了不同的财富增长的道路(非“经济发展”)。就此而言,斯密在第2篇第5章至少提出了3种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即北美、欧洲和包括中国、印度、埃及在内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中、欧两种不同的道路。

  如果说欧洲走上的是一条“反自然的退化的”道路,那么中国也并非像阿里吉声称的那样被斯密奉为“自然的”道路的典范。斯密对中国,还有印度、古埃及等国曾经达到的富裕程度屡屡表示惊讶,但是他还是明确无误地断言:“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

  中国道路,固然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地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却也从此“停滞于静止的状态了”,看似“未曾退步”,却也难以前进,毕竟这种“静止”状态自马可波罗访华至斯密时代已经延续了500年之久。

  真正走上国民财富不断增进之途而被斯密奉为典范的,大约只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了。此处财富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口数量和劳动报酬的增加,既不同于“不增不减”的中国,也不同于“逐渐增加”的欧洲,更不同于急速衰败的印度,而是处于“迅速增长”的态势。其关键在于此处“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而且可以预见,其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密当时所谓“经济发展”(实际应为可持续的财富增长)的两条道路,与其说是欧洲与中国,毋宁说是欧洲与美洲。

  美国加州大学迈克尔·佩罗曼教授研究指出,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并没有对“劳动的社会分工”青睐有加,相反,他们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同谋”。

  只要认真阅读他们的日记、信件以及针对时事而发的一些应用写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对传统的乡村生产者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能力和“特别可恶的韧性”深恶痛绝,“对由市场力量决定劳动社会分工持怀疑态度”,因而其真正的用意和目的,就是把农民和土地分割开来,也就是建议或支持政府剥夺小农场主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接受雇佣劳动。正是这样一种“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的政策话语之间的背离,使他们对于劳动的社会分工的表述颇显模糊和质疑,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如前所述,阿里吉之反转斯密形象,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斯密的“反城市偏见”。这一点确实不容否认,但是依据佩罗曼的研究,此类情感流露,与其说是对“自然道路”的执着,莫如说是在英国的原始积累或社会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发出的感慨而已。

  亚当·斯密多次申述在任何没有交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都会超越原始状态,自然而然地形成劳动社会分工,认为这是“一种交流、交易、交换的本性使然”,而不是“任何人类政策的结果”,但他不时又会感觉到农业与分工之间的矛盾。他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把“劳动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视为“劳动分工的结果”,可他很快就意识到,“农业的本质特征”,不像制造业那样,“允许如此多的细致分工” 同样,斯密对城市下层工人的看法,并不表示斯密对城市化的质疑。相反,他只是由此而担心这样的工人阶级“会以一种公开的武力方式,将别人降到和他们同样的地位”(斯密语),因而需要借助“法律和政府”对富人的财产予以保护。

  上文已经指出,斯密最钟情的“自然道路”实际上是美国道路,但有意思的是,斯密并不赞同美洲人按照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途径自然而然地走向富强之路,相反,对自己的祖国英国,他的态度截然相反。可以说,斯密对美国自然道路言不由衷的赞美,充分体现了一位依靠发展起来的劳动社会分工确立其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英国殖民者的心态,是对当时以工业化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坚定维护。

  从继承到超越:马克思与斯密“社会分工”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阿里吉是从3个方面给斯密和马克思划清界限的。为了行文方便,先从阿里吉所说的第2个重要区别谈起。在他看来,马克思仅仅赞成斯密的1个看法,即“经济发展的欧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离(国内)贸易上,而是建立在长距离(对外)贸易上”,而对斯密主张“通过政府行动来反制资本家的权力”和“偏爱以农业和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发展”“完全陌生”。此处主要讨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与国内外市场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确曾多次说过,15世纪末以来由于“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但又曾特别提醒读者,16、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所产生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

  之所以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是这两种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对立造成的,因此商业——现在用词,就是市场——“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的本质”。

  他还以遭受英国征服和侵略的印度和中国为例,两个国家的手工业都曾对大工业产品进行过最顽强的抵抗,以此证明民族经济具有顽强的内在结构。马克思在这里既没有过于强调工业产品的“低廉价格”优势,也不曾忽略“直接的政治权力”所起的作用。阿里吉抨击马克思过于强调“低廉商品的重炮”,其实他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区别。

  与阿里吉不同的是,马克思没有将两个市场:欧洲“非自然的道路”和中国“自然的道路”看作是各自独立、齐头并进,进而互争优长的经济发展之路,也没有将它们按地域分成两半,一截赠欧,一截还中国,而是首先分成时间上的先后,进而在其后的地域分歧上,探讨两者之间的纠结、互动以及造成的新变化。

  马克思既否定世界市场对欧洲道路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又将资本主义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区别开来,恰是为了确立他独特的国内市场论。

  这样的国内市场,当然不会否认农业的前提作用,但也不会赞同所谓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对外贸易这一条渐进的自然的转化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从农民与土地分离或者城乡分离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路径,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商品市场的扩大,但是与斯密的温情脉脉的国内市场不一样,他更多揭示的是这一市场形成的暴力倾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这一市场的形成对人类生态系统的损害。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马克思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走向城乡的结合。也就是在工业化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物质循环的新陈代谢断裂之后,重建新的生态循环体系,从而将被资本主义发展所破坏了的“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重新汇合在一起。这样的汇合与斯密的乡村情结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乃是对农业和土地的真正的“偏爱”。

  乡村经济:一个未完结的征途

  在考察小农家庭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历史化的区分,即把现代经济兴起前的小农家庭与现代经济兴起后或受其冲击的小农家庭经济区分开来;同时也不应该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或者其中最核心的城乡关系截然对立起来,而是从两者的相互关联之中作综合性的考察。我们更希望采取环境史或生态史的视野,把它们置放于一个不断变动着的生态系统之中进行分析。

  此处倒是应该赞同阿里吉的观点:欧洲道路在全球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且愈益明显,而“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则有可能是克服这一局限以获取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希望”。当然,对这一概念本身也不能做固化的理解,其所反映的经济演变模式,在过去的中西大分流中固然敌不过斯密的社会分工模式,但并不代表在经历过斯密的这种社会分工模式冲击和改造之后,尤其是在斯密模式本身逐渐走向其环境极限的时候,它不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再生,并成为未来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毫无疑问,这也需要我们做出更加艰苦的论证。
文章评论
关注我们

快速入口
回到顶部
深圳网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