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调整六项外汇管理政策。这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再推进，也将对国际收支的平衡起到促进作用。但措施还有待逐步落实和扩展，疑问依旧需要讨论。巨额外汇储备的利弊？经常项目及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双顺差”背后是否有需要调整的结构性问题？外汇政策应该如何调整？为此，记者专访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教授。
重在调整供给
《21世纪》：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达8537亿美元，首次超日本跃居第一，您认为其利弊如何？
张：这种情况有利有弊，有福有祸，但我认为是弊大于利。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如何加以调控已经成为事关中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从经济和经济学上来看，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外汇储备也不例外。有两个问题必须考虑，一是外汇资源获取的成本和代价，二是外汇资源利用的方式和效率。这是决定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基本因素。
从外汇储备的来源及其增加的成本和代价来看，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一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60%左右，二是资本流动的顺差，其中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由于我国劳动成本低廉，能源原材料价格较低，地价更低，再加上税收优惠，据有人估计，外商每年从中国额外获得的收益多达一万亿左右。这是能够直接计算的成本。至于因此而增加的能源环境负担、造成的内外经济失衡、增加的汇率升值压力、导致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削弱和丧失等，是无法计算的。
从外汇储备的使用来看，一部分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一部分存在外国银行，其收益率较低，外国政府和企业再将其拿来投资中国，所以，流入中国的外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储蓄和积累，这样就形成了大规模资本流入和大规模资金流出同时并行的怪圈。问题在于，当这投入和产出、商品循环和资金循环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运行就处于高风险之中。据此，我认为，外汇储备高速增长非福也，切不可盲目乐观。有人认为计算外汇储备增加的成本，甚至考虑增加外汇升值压力，都是经济和技术问题，而外汇储备增加有利于稳定中国经济才是大局，这是一种静态的、片面的、短视的看法，以此为据，阻碍相关体制和政策的调整是危险的。
《21世纪》：您认为应该如何调整外汇政策？
张：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既有需求的因素，也有供给的因素，比较而言，供给的增长是主要的。如果不能减少外汇供给的增加，仅仅扩大外汇需求，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问题的。更何况，外汇需求的增加是有条件的，有些条件我们暂时还不具备，有的非我们所能控制。从供给方面来缓解外汇储备的增长，则很多是我们可以主动控制和掌握的。比如，调整和改变现行的超国民待遇的激励导向政策，包括出口退税、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以及零地价、低地价政策等。为此，应围绕汇率体制和汇率政策的调整，调整与引资有关的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资本流入；调整与贸易有关的贸易政策，减少贸易顺差，逐步实现贸易平衡；改变升值预期，消除热钱流入的条件。
《21世纪》：如何协调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升值问题？
张：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与人民币汇率低估密切相关。因为本币低估，外汇过度供给的种种条件和途径就会发生作用。汇率低估，就会刺激出口而抑制进口，扩大贸易顺差；汇率低估，就存在着升值预期，就会鼓励资本流入，不仅会增加外商投资，而且会鼓励热钱流入；不仅不会增加居民的外汇储备，而且居民会将外币储蓄兑换成本币。因此，解决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重要办法之一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使人民币汇率尽可能向市场均衡汇率靠近，进而改变和消除升值预期。
功过“双顺差”
《21世纪》：对“双顺差”的历史和功过您如何评价？
张：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持续双顺差是1994年开始出现的，除了1998年，在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分别达到数百亿美元的情况下，出现了63亿美元的资本账户逆差以外，基本上维持了长达10多年的双顺差。
双顺差是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和大力鼓励出口的结果，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说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对小国是适用的，对于大国来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也是有效的。因此，对于双顺差的历史功绩应当充分肯定，对于重商主义政策也不能一概否定。
但是，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任何一项政策的长期实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双顺差也是如此。由于持续双顺差，造成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加剧了对外的经济依赖；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起了不断的贸易磨擦，招致了有关国家的反倾销，恶化了我们发展的国际环境；由于持续双顺差，带来了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造成了宏观政策操作上的被动和两难局面。因此，逐步调整和改变重商主义政策，实现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应当成为政策调整的方向。
《21世纪》：巨额储备背后，“双顺差”是否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如果是，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的方案如何？国际经济环境是否提供了机遇？
张：持续十多年的双顺差自然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它不仅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失衡的，而且说明我国的体制结构也存在着很大的扭曲。因此，解决这样的问题也应当从调整体制和改善结构入手。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存在着这样做的条件和机遇，问题是我们能否紧紧抓住和有效利用。比如，扩大汇率浮动幅度，减少汇率扭曲。3月31日，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下，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8.0170，较前日升值100点，浮动幅度达到了1%，突破了原来0.3%的规定，央行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现行浮动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将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和国际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化自主浮动。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提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周小川行长明确表态：“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管理的角色将根据条件逐步弱化。”这一切都预示着这方面的积极变化。这是值得赞赏的正确做法。中国人民银行4月13日发布的公告，调整六项外汇管理政策，也是很积极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