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场给亚洲造成巨大破坏和生命损失的海啸中，我们可以汲取很多教训。
全世界通过电视看到这场灾难的惊心动魄的画面，也同时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威力。的确，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世界才真正显得如同一个“地球村”。
有关灾害破坏程度的新闻传到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农场，所用的时间似乎长了一点。不管怎样，最后他还是决定取消休假，并向灾区人民提供一定金额的援助。随后，当世界各国竞相为渴望救援的灾民提供援助时，美国捐助的价码也不断水涨船高。
不过，与众多物质财富远不及美国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援助仍显得十分吝啬。
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提供了两倍于美国的援助额；日本的承诺比美国高出50%；而欧洲承诺的金额则达到了美国的五倍。
这再次提醒人们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一般来说也是最吝啬的——与它花在战争和国防上面的经费相比，就更是如此。
这场灾害是国际性的，因此由联合国牵头协调救灾行动再恰当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起初无视受灾地区和联合国已经在进行的救灾努力，试图牵头组织一个“核心集团”，另起炉灶开展援助活动。这一计划被普遍认为是削弱多边主义的又一次图谋。
不过，无论美国动机如何，它后来还是明智地选择加入联合国的救灾框架。布什政府称自己是在其他行动尚未开始的仓促情况下试图成立“核心集团”。这种保全脸面的托词勉强得到了认可。
受灾地区一些国家的反应的确感人至深，同时显示出他们在建立高效政府方面已取得了相当成就。
泰国让各国使节乘飞机到灾区，救助各自国家的公民，帮那些丢失钱款和护照的人回国，为伤者提供医疗救助，展开遗体辨认工作，并努力解决尸袋和冷藏设备短缺的问题以及其他种种困难。
像泰国这样认为能解决自身经济问题的国家，主动要求把援助分配给其他国家；但他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削减关税壁垒和放松国外市场的准入限制。要知道，他们要的并不是援助，而是增加收入的机会。可惜的是，至少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是应者寥寥。
另一方面，西方七国在减免债务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这些帮助对印度尼西亚尤为重要，因为它有132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偿付（其中700亿美元是欠公共债权人，或有政府机构的担保）。即便没有这次海啸，这样的债务负担也足以对该国的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影响它从1997年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
无论如何，印度尼西亚债务负担的减免都需要提上议程，因为许多债务都是腐败的苏哈托政府欠下的。债主们清楚，或是应该清楚，并非所有借款都用在了印尼的发展上面。何况有些债务是在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中欠下的，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采取的政策，更加剧了印尼的债务负担。
没人幻想能够阻止或改变自然的力量。相反，我们知道必须学会如何去应对。现在人们呼吁改善海啸的早期预警系统。但在一些已经建立早期预警的领域，似乎情况也并不乐观。
比如全球变暖问题这个领域，我们已经收到了预警信号，多数国家对此都表示了认可，并在里约和京都的国际会议上共同做出了努力。
但这还远远不够，《京都议定书》也不过是个开始。可悲的是，全球变暖仍旧有可能再次重创这次海啸的部分受灾国。像马尔代夫这样地势低洼的岛国将会被淹没。
实际上，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世界还远未成为一个“地球村”。
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美国先是质疑全球变暖问题的科学依据，然后，这个全球最大的污染制造国又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它仅仅宣扬自发节制污染，但至少在美国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这样做了）；对这样一位不愿承担自己作为地球公民义务的成员，国际社会至今束手无策。
乐观者认为技术能解决问题。但现实主义者看到，在环境与科技的漫长较量中，到目前为止后者都没有胜算。这次海啸告诉我们，大自然有它自身的时间表。除非我们学会如何尊敬自然，否则就会错过那条救命的方舟。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