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会谈近年来从西雅图、多哈再到坎昆、香港......一路下来的历程表明，全球贸易体系似乎有些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纷纷扰扰的争论背后是现实和理论的背离。
现实：目前的安排让穷国处于不利地位。发达工业国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比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商品要高出4倍。最近一轮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实际上让最穷的国家状况更糟了。在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市场、取消补贴的同时，发达国家却依然提供农业补贴，并保留贸易壁垒，将那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出口商品拒之门外。
的确，如今的关税结构让发展中国家更难上升到价值增值链的上端，比如说从生产农产品转变为生产加工食品。随著关税税率下调，美国日益采用非关税壁垒等新形式的保护主义手段。自由贸易协定并未让保护主义情绪消失，各国政府保护本国生产商和工人利益的意愿也丝毫没有减退。
理论：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能让所有人受益。这是盛行的说法。政客们都竭力推行贸易自由化，反对它就被视为不合潮流。
但事实是全球化让太多的人利益受损，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化进程之利弊因国而异。
眼下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下的被动局面显然难以显示自由化的好处。如果说以前有什么例子能说明自由贸易协定能推动经济增长的话，那就是NAFTA了，因为这个协定帮助墨西哥打开了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但NAFTA签订后的十年中，墨西哥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慢于1980年前的几个十年，该国最贫穷的玉米种植户深受享有农业补贴的美国廉价玉米的冲击。
事实是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意义远比政客们描述的复杂。在有些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市场风险较低，就业充分，经济成熟等。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条件无一满足。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一个工人受进口商品冲击而失业后，能很快找到新的工作；而且，从生产率低的、受保护的行业转向生产率高的出口行业会促进经济增长，工资水平上升。但如果失业率很高，失业后的工人可能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从生产率低的、受保护的行业跌入失业大军，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会加剧贫困。贸易自由化也会让国家面临巨大的风险，穷国、特别是生活在其中的穷人们根本无力应对风险。
或许最重要的是，成功的发展意味著从停滞的、生产率低的传统产业转向生产率迅速提高的现代产业。但如果不设保护，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在现代产业参与竞争。他们被宣判了要永远陷在全球经济中低增长的领域。对于这一点韩国深有体会。三十五年前，呼吁自由贸易的人告诉韩国要坚持种水稻。但韩国知道即使它成功提高了水稻产量，它仍将是一个穷国。它必须进行工业化。
从那些经常被引用的表明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越快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先不谈许多此类跨国研究不可避免的诸多统计问题。大多数声称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实际上并不能证明这个论点。它们只是罗列了一些贸易量上升的国家经济增长加快的情况。直接关注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并未能令人信服地向人们展示出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图景。
但我们知道全球哪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那就是东亚国家，他们的增长主要靠外贸推动。这些国家不信奉完全自由化。事实上，他们常常干预市场，鼓励出口，并且只有在本国出口增加时，才取消一些贸易壁垒。他们通过保持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避免了前文提到的个人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出来时可能遇到的失业陷阱。
关键在于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由贸易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接受或不接受自由贸易只在于其是否有利于世界大同。每个国家都希望知道：对于他们的国家，这样的失业率，具有这样的特点以及这样的金融市场，自由贸易是否真的能促进增长？
如果说经济学是很微妙的，政治就简单多了。贸易谈判为争取特殊利益提供了舞台。议程也直接明了：出口国希望其他国家能开放市场，而那些受到竞争威胁的国家则不愿开放市场。贸易谈判人员将各种准则几乎全都抛到了脑后（虽然他们竭力在准则的外衣下主张利益）。他们关注的是选民的投票以及一项运动计划得到的捐助能有多少。
例如，最近的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成了关注的焦点，这类保护政策的存在是因为既得利益的力量非常强大。农业保护政策也成为大力鼓吹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表里不一的一个典型反映。大约25,000名富裕的美国棉农每年可分享政府提供的30亿至40亿美元的棉花补贴，导致棉花产量增加、价格下降。这些补贴给非洲撒哈拉南部以种植棉花为生的1,000多万棉农带来了沉重打击。但美国似乎打算将25,000名国内棉农的利益凌驾于全球贸易体系之上，凌驾于发展中国家数百万贫困棉农的利益之上。因此，发展中国家报以愤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美国在提出方案时近乎嘲讽的态度让这种愤怒更加剧了。例如在香港会议上，据报导，美国贸易官员提议取消棉花进口限制，但拒绝对棉花补贴进行任何调整。事实是，正是棉花补贴使美国的棉花具备了出口能力。当一个国家具有某种商品的出口能力时，允许该种商品进口并没有多大意义。美国大张旗鼓作出的提议对于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值一文，而美国还指责这些国家不接受自己的“慷慨”举动。
在国内，布什(Bush)政府可能正在更加努力地提高获得低价药的机会。不过在贸易谈判中，它却站到了制药公司的一边，称这是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尽管对制药公司专利的保护意味著可能会有成千上万只能承担仿制药价格、而负担不起高价药的病人死亡。
国际社会已宣布，将致力于在2015年前把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他们一致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如增加援助，减免债务。但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索取；他们还想自立。他们需要也想要获得更多的谋生机会。这才是发展回合谈判真正应该提供的。
简而言之，贸易自由化应该是不对称的，但必须是同目前状况完全相反的不对称。当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但必须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区别对待。欧洲就启动了一项叫做“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Arms)的计划，向最贫穷的国家开放其经济。不过，由于复杂的监管程序（原产地规定）等原因，迄今为止此项政策带来的贸易额的增加很令人失望。由于欧洲的农业仍受到限制，并得到高额补贴，因此有人将此项政策戏称为“除农业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Farms)。这项计划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这样做将给穷国带来巨大的帮助，而富国付出的代价却微不足道。实际上，发达工业国整体上会获得更大的回报，而这些国家的一些特殊利益则会蒙受损失。
事实上，贸易自由化有一个广泛的议程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远远超过农业）。但贸易问题太重要了，仅靠贸易部长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全球贸易体制要反映普遍承认的价值，那么有关这一贸易体制的谈判就不能交给贸易部长们完成，至少在大多数国家是如此，因为他们比几乎任何其他部门都更代表一些企业或特殊的利益。在上一轮谈判中，贸易部长就知识产权协议的条款进行了磋商。这是当今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倍感担忧的问题。凭借格外有力的知识产权，一方就拥有了上调价格、扼杀创新的主导权。贫穷国家就无从获得救死扶伤的药品。这就是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及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反对乌拉圭回合知识产权条款的原因。这反映了美国医药和娱乐行业的利益，而不是这些知识的重要创造者－－学术界人士的意见。而且也没有反映出用户的利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用户的利益。但谈判是在日内瓦秘密进行的。美国贸易代表（同其他大多数贸易部长一样）都不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 他从制药公司接受了短训，很快就学到了如何支持这些公司的观点。协议也只反映了这一方的立场。
对贸易谈判架构进行几项改革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首先是贸易谈判的基本方式应该改变。目前这些谈判属于商业谈判。每个国家都希望为其企业争取最佳协议。这与公共政策所有其他领域的立法步骤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通常，我们会了解应达成的目标，以及如何能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当然，对这些问题可以进行磋商。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之间常会存在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从这一争论和质询的立场开始贸易谈判，我们就能看到发展回合谈判真正的景象。
想到WTO的职责是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原则的法律框架－－类似于我们脑海中管理经济行为的国家法规，这会有助于我们思考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只是需要考虑如何努力改进国内民主进程和立法，比如，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其他治理改革。
透明度至关重要，因此对各种提案的优缺点进行更公开的辩论，就有机会阻止滥用特殊利益的机会。显然，如果当时的争论能够更加透明、更加公开，乌拉圭回合知识产权保护谈判中的过分行为就可能得到避免。
随著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在贸易谈判中享有发言权，人们对旧体制下四个主要伙伴国（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就能敲定一项协议常常存在怀旧之情。有抱怨称当前拥有如此多成员的体系只会一事无成。不过，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学会了如何采用代表权原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组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团体的管理委员会，如最不发达国家团体、农业出口国团体等等。每个代表确保其所在团体的意见得到了重视。这样的体系要远远胜过目前的幕后程序，即部分国家在幕后协商整个或部分协议。
最后，贸易谈判必须更加突出重点。扩大议程也会将发展中国家置于特别不利的境地，因为他们没有涉足大量问题的资源。
不过，最重要的改变不是制度上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所有国家都应该思考什么样的国际准则和规定能够促使全球贸易体系更加公平和高效，能够促进发展。
在15年前，人们对全球化和贸易将给所有国家带来的好处普遍存在乐观情绪。它的确给部分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不过不是全部。一些国家的情况甚至恶化了。发展本身已很艰难。不公平的贸易体制令发展难上加难。改革WTO不仅会保证我们能够获得公平高效的全球贸易体制，还会提高贸易和全球化发挥其潜力、改善各国福利的机会。
（编者按：Stiglitz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