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我们现在都皈依了凯恩斯理论”，就在不久之前。财政部门及其自由市场的理念，将世界引向了崩溃边缘。市场显然不能自我调整。放松管制已被证实是一场惨败。
现代金融中开启的“创新”并未带来更高的长期效益，也没有带来更快的增长，抑或使大家更富裕。反之，这些创新巧妙地绕开了会计准则，避免了支撑实质增长的基建和技术——例如因特网——公众投资所需税款；这里所说的是实质增长，而不是金融部门鼓吹的虚幻增长（phantom growth）。
金融部门不仅对如何让经济突飞猛进妄下定论，还自命不凡地告诉世人，在经济衰退的情形下，该从何处下手（根据他们的理念，经济衰退只可能是政府无能所致，与市场无关）。经济体一旦进入衰退，收入下降，失业津贴等开支上升，赤字由是增长。
财政部门赤字鹰派认为，政府应当集中精力消减赤字，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开支。赤字降低，信心回升，投资自会恢复——经济增长就不在话下。这样的论点听之凿凿，但历史却一次次与它背道而行。
1929年，美国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尝试上述方案，却助燃股市崩盘发展成了大萧条。1997年，东亚经济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同样方法，却导致了当地经济衰退，进而引发了经济萧条。
以上情形之所以会发生，是因类比不当：家庭如果欠款超出其偿还能力，就需要削减开支。但若是换做政府，生产量和国民收入就会下跌，失业率上升，因此实际上偿还能力也会下降。适之家庭，未必适之国家。
更为老道的支持者则警示，政府开支会拉动利率，因而“挤出”私人投资。就业充分时，这样的担心的确事出有因。可现在形势并非如此：长期利率已然明显偏低，靠谱点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讨论什么“挤出”问题。
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及美国部分地区，政府赤字和债务攀升，削减开支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若我们稍加留心，就会从诸多国家的案例中发现，这样做后果将不堪设想，何况现在经济复苏那么脆弱。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欧洲和/或美国甚至可能重新跌回衰退。
赤字鹰派们最爱拿来吓人的刺激消费并不是赤字和债务增长的根源，罪魁祸首是那些“自动稳定因子”（automatic stabilizers）——在经济波动期中自动伴随的税务削减和开支增长。因此，在厉行节约抑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减少债务最多也就是皮毛功效。
凯恩斯经济学发挥了功用：若没有刺激措施和自动稳定因子，经济衰退将会更加严重，持续时间将更长，失业率则愈发高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置债务水平于不顾，真正应该注意的，是长期债务。
以下提供一个简单的凯恩斯式方案：首先，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能恢复贷款的无条件银行纾困这些非生产性开支中转移资金，进行高回报投资。还有，对不能进行再投资的企业提高税率，而对有此能力的企业实行相反政策，达到鼓励消费和提高公平效率的目的；或者，也可以增加投机性资本收益（如房地产投资）和高碳、高污染能源收益的税收压力，同时减轻较低收入纳税人的负担。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案可能会有所帮助。例如，对于向中小型企业贷款的银行，政府应给予帮助，因为中小企业是新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或者建立新的金融机构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不是供养着通过衍生品和滥用信用卡赚钱的大银行。
金融市场苦心经营了一个能够巩固其观点的体系：小国如果拥有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就可能一时充斥资金，一时又利率飙涨——甚至完全脱节。这样的情况下，它们似乎没有选择：金融市场要求其必须节衣缩食，否则资金就会纷纷撤出。
但金融市场可是严厉苛刻、变化无常。西班牙宣布紧缩方案后才过一天，国债评级立刻遭降。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家对西班牙政府是否履行承诺缺乏信心，大家其实都坚信这一点，而此举定会抑制经济增长，定会让西班牙已然高达20%的失业率继续上升。简言之，在眼下经济混乱局势中，金融市场在告诉希腊、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你他妈别不削减开支，可也少来削减开支这一套。
金融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本来就应该为社会其他部门服务，而非让大家绕着它转。管制金融市场并非易事，但是也不是不能做到，也必须做到，方法则是通过税收和监管的有效结合——在一定情况下，还需要政府介入填补一些裂痕（例如弥补向中小企业借贷中存在的不足，政府就扮演了成功角色）。
金融市场不希望受到管制，这并不奇怪。他们满足于现状，为什么不呢？如果国家存在腐败现象，民主体制不完善，他们就能够抵制变革。幸运的是，欧美人民已经忍无可忍。调和管制已经开始，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