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87(2): 426-429
新古典理论的目的是理解价格导向而非管理导向的资源配置。企业在这一理论中没有起到核心作用。它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流入资源和流出产品的“黑箱”，几乎不关心这种转换是如何完成的。在新古典理论核心的完全竞争模型中，这一转换所依据的是已知技术和价格的指示。管理没有真正的影响。尽管如此，这种理论中的企业和家庭都服务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即把存在极端依赖性的经济概念化。生产在企业里发生。消费和资源供给在家庭里发生。人们必须相互依赖，自给自足被排除在外。多人企业（Multi-person firms）（和家庭）不必去扮演这一角色。如果一家农场是为市场而不是为生产者生产庄稼，而不管它是由单人还是由多人拥有和经营，那么它就是一个企业。
这和Coase1937关于企业性质的经典著作中的企业大不相同，Coase在该文中用管理协调，假定涉及的不止一个人，来界定企业。他的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企业的存在和它们相对于价格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这些目的而得到考察。
I. 企业的存在和重要性
在Coase（1937）的分析中，当有意识地管理投入品（为获得一个给定产出）的成本比使用价格制度的成本要小时，企业就会出现。Coase并没有清楚地描述使用价格制度的成本，尽管他提到了获得价格信息、谈判和交换的成本。为了以合乎其目的的方式来解释Coase的思想，这些成本应被解释为使用价格制度所进行的任何活动的成本。类似地，管理成本应被解释为有意识地管理资源使用所进行的任何活动的成本。一个电话的成本在某些场合是一种使用市场的成本，或者在另一些场合却是一种管理成本；交易或签约的成本也是如此。从另一家企业购买产品的谈判导致了使用价格制度的成本；规定雇员工作分配的谈判导致了管理成本。这种解释和当前关于治理和签约的讨论是一致的，但为了避免这些词和“交易（transacting）”等术语造成的混淆，我用PSC和MSC来分别表示使用价格制度的成本和使用管理制度的成本。
在完全竞争的模型中，PSC和MSC都为零。这是因为价格、产品和技术都可以被免费获知。因此，Coase在判断管理的和价格导向的资源配置的相对重要性时所作的比较与完全竞争模型中的企业和市场无关。然而，在那一模型中，确实存在企业和市场。它们相互补充，而不是像Coase和现代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相互竞争。企业，向他人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唯一生产者，需要有概念上的“地方”（即，市场）去交换产品和服务的权利，但即使交换这一服务也是由企业来生产的。市场揭示交换机会，但并不生产产品或服务；在这方面它们并不能替代企业。在这一理论中，企业的隐含替代是自给自足的生产。
Coase寻找区分管理协调与价格协调的明确界线。而如果新古典理论也寻找此类明确界线的话，那么它将寻找的是那种区分为他人生产与自给自足的生产之间的，或者用更传统的术语说，区分专业化与自给自足之间的明确界线。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来自规模经济的优势、重复工作的经济性、比较优势，等等。
如果我们现在令PSC为正，那么新古典的比较和Coase的比较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新古典理论必须将PSC看作专业化的一种障碍和它对经济的重要性下降（diminution）的一个原因。这意味着企业和价格制度（即，市场）的重要性下降。专业化生产穿过一道PSC障碍向他人出售，因此PSC越大，它相对于自给自足的优势就减少越多；若假定PSC的更低界线为零，那么专业化（即，企业）优于自给自足的活动便达到最大边界。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理论来说，正的MSC只是为单人企业比多人企业更受偏好提供了一种激励。
Coase及现代理论的观点肯定和这是对立的。至少，如果存在正的MSC（或者如果管理比市场价格提供的激励更弱），价格导向的组织优于管理的组织，那么零PSC排除了管理协调的需要；企业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正的PSC增加了企业的（即，管理协调的）相对重要性。这些结论和新古典理论的结论不一致，因为企业的纵深发展增加了管理协调。企业管理着比它所用的更多的生产。但这也可以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横向缩小。这通常发生在PSC增加的时候。这种横向缩小意味着更少的为他人的专业化生产，而且也正是这一点被新古典理论解释为企业重要性的下降。Coase的理论也是这样。Coase正确地推演了PSC的增加导致了纵向一体化，并正确地根据“自制或购买”决策将这看作是市场活动范围的减小，但它忽略了更大的PSC对经济中专业化的重要性的影响。如果PSC被人为抑制得很高，终止所有和他人的交易，那么企业将和家庭纵向一体化而变成自给自足。对新古典理论来说，自给自足的单位是“非企业（non-firm）”，而Coase和现代理论把对价格的依赖看作是非企业或基于市场的合约形式。
但使用价格制度意味着什么呢？它似乎意味着自利所有者配置资源所依据的是既定市场价格，而不是他人指挥。他人指挥似乎等同于管理协调。因此对Coase和现代理论来说，非企业其实就是某个人的资源根据价格的自我指挥（self-direction）。
然而，在新古典理论看来，根据价格所进行的自我指挥不会创造其所谓非企业的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意味着用自己的资源进行生产但不向他人出售，从而不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单人企业不必管理他人的活动，因此它对Coase和现代理论来说是非企业，但单人生产单位可以向他人出售。这是PSC为零时它的最大可能范围，并且如果它这样做了，它就有资格成为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如果PSC被抑制得很高，自给自足将一统天下，企业和价格便不会在经济中起作用。
我一直讨论的不同观点是为了理解不同的现象。新古典理论集中于专业化，而不是管理协调。Coase的理论集中于管理协调，而不是专业化。现代理论还有一点不同的强调。它主要关心代理问题，但它与Coase的理论比与新古典理论的联系更紧密，因为它集中分析的是基于市场的激励和基于管理的控制的最佳组合。尽管如此，但二者都主张关注企业和类似于企业的合约的存在和重要性。关于这些主张，我认为新古典观点比Coase和现代理论的观点更优越。
II. 抛弃新古典理论的假定
如果关于企业的现代理论分析与Coase的观点在企业的存在和重要性上具有共同的弱点，但它们毕竟改善了其他方面的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它们的做法是反对新古典理论在其核心的完全竞争企业模型中所使用的假定：（i）市场无成本地运行，（ii）价格和技术被所有有关参与人共知，和（iii）所有者可以有效控制他们资产的使用。现代理论用正的信息成本取代这些假定。这便为管理创造了一个新古典理论中不存在的生产性角色。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反映了价格制度的而不是管理的任务；如果价格制度运行良好，那么资源也就能被很好地配置。相反，不完全信息使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判断成为提高生产率的一种来源。在现代理论中管理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在于它对代理问题的反应。偷懒、机会主义和声誉被置于显著位置。对这些问题及相应的商业实践的理解在过去1/4个世纪里进展迅速。这正是那些研究此类问题的人获得荣誉的原因。
然而，集中于这种努力导致了对那些不涉及代理关系的信息问题的忽略。这些问题与未来极不确定的环境下的计划有关，包括产品选择、投资和市场营销政策、业务范围等。代理问题往往和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但不是核心性的。忽略此类问题是不幸的。对它们的解答，而不是出自于代理关系的解答，提供了商业实践的不同解释。代理问题应该成为理解垂直一体化的主要导向吗？也许是，但是请考虑，比如，“专门技术”的作用。专业化在获取知识上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不依靠大量的专业化知识而使用多种知识只会提高获取知识的单位成本。商用飞机的制造者具有专业化知识，它们可以被小成本地扩展到维修旧飞机的业务中。因此，对这两种业务的垂直一体化具有应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飞机制造和航空运输的一体化却更加困难。把航空运输有效地出售给一般民众要求有操作的和市场营销的知识，而不是制造飞机通常所需要的知识。这里所面临的困难不依赖于代理问题。通过假定企业只由单人组成，或如果由许多人组成但没有人从事机会主义行为，这一点便显而易见了。虽然代理问题不存在，但仍然存在着避免需要不同知识的操作的优势。
对代理关系的强调还导致了对一些有用的新古典理论分析的忽略。比如，连续垄断问题、价格歧视和价格控制为垂直一体化提供了动机，但没有涉及代理问题。对商业组织更具普遍重要性的是，它忽略了价格本身的影响。没有哪家企业长期存活于这样一种管理，它在资本价格相对于劳动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使用生产的和监督行为的资本密集方法。管理技巧或合约形式上的变化有多少可以被代理问题解释，有多少可以被相对价格解释？现代理论家的工作暗示着他们相信代理问题是变化的重要源泉，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III. 所有权
新古典理论没有严肃对待商业所有权。在这样一种其核心模型假定充分知识从而无风险的理论中，这毫不奇怪。如果信息不完全，风险便是有关的。可能控制所有者（would-be controlling owner）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把“太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或承担太多的企业专用性风险。在企业大才能有效竞争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更严重，但它可以通过从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那里获得股票资本而得以缓解。这便产生了缓解控制问题的联合所有权。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变成需要解释的现象。
企业所有权的分散与企业规模和管制等变数之间的关系已经和正在被研究。这里没必要提及这些研究，但它们的逻辑背后是管理和所有权的生产性作用。所有权的生产性有两个主要源泉。一个是提供和引导股票资本的流向。另一个是控制管理活动。这便涉及一个控制——风险的两难。“更严厉的（tighter）”所有权结构增加了对职业管理的控制，但提高了资本提供者所承担的企业专用性风险。这种两难不仅依赖于当前被研究的变量，而且还依赖于社会的财富及其分配。富人可以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中谋求高位，却同时享受其总财富的分散化。平均主义的财富分配导致社会中没有富人，从而使甚至一个富裕社也不能将所有者置于有效控制职业管理的位置。没有单个家庭或者，比方说，5个家庭的组合可以占有足够多的财富去拥有一个大才能有效竞争的企业的资本的主要部分。财富的极不平等的分配也会恶化固有的管理问题。那极少数非常富有的人可获得的时间和专门技术有限，他们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许多企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种最适于容纳控制——风险两难问题的财富分配方式；社会越富，这种分配中的不平等就越轻微。
企业的现代理论分析指出财富及其分配影响社会生产率，因为它们对企业的所有权结构造成约束；从而影响管理商业资产的效率。在一个阻止隔离外资的遵循平均主义收入政策的穷国家里不会存在这样的企业，它们在大规模对竞争成功很重要的市场上运作时可被有效率地控制。这种企业股本的提供只能通过分散的私人所有权结构，或通过甚至更分散的公共所有权结构。两者都使得控制问题比资源已进入大规模不是竞争优势的市场时的情况更严重。这对经济增长的含意已经反应在最近的工作中（D. Lal和H. Myint, 1996）。
现在考虑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如果企业可以小、竞争，它的资产就可以由单个人或很少人拥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行为直接冲击所有者（们）的声誉。然而，大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必须更分散，以缓解企业专用性风险问题。如果一小部分股本的许多所有者中的每个人都坚持按比例收回他那部分企业资产，如他在一个无限制的共有基金的交易中所能做的那样，那么企业将被迫交出（disgorge）资产。如果与企业的长期关系很重要，那么这将对消费者和股本提供者造成大量的不确定性，因为凸显出的企业资产威胁影响了企业维持这种关系的能力。股票持有者声誉在这里不能像它在小企业中那样起到让消费者和股本提供者充满信心的巨大作用，因为单个股票持有者向企业购回他很小一部分企业资产并不能削弱企业确保长期协议的能力。为防止资产交出（disgorgement），一旦企业是通过持有者提供股本来获得资产，那么理想情况是企业自己拥有那些资产。因此，在现行公司法之下，股票持有者通常有权索取红利、将其股份出售给他人、就公司重要事务投票，但是不能坚持要求按比例收回一家运行中的企业的资产价值。
[参考文献]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4(16), pp. 386-405.
Lal, D. and Myint, 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Oxford: Claredon, 1996.
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译者是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原文：Harold Demsetz, 1997. “The firm in Economic Theory: A quiet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87(2): 426-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