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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局限

  一名央行行长必须了解货币政策的局限所在。增加法定货币的供给,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经济增长,却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看看津巴布韦吧。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甚至对本国货币规定了有效期,从而摧毁了本国货币,导致经济混乱。虽然中国与津巴布韦情况差别甚大,但不断上行的通货膨胀率和价格管制措施,也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构成了威胁。 

  在这个资产自由流动的世界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来保证汇率固定,会使对通胀的控制变得愈发艰难。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货币的稳定与经济的自由,这就为个人扩展了自由选择的范围。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历的与世瞩目的崛起,正是来自经济的自由化,而非货币政策的放松。 

  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且决策层还不愿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汇率与利率,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分别于1985年、1988年和1993年至1995年间发生的过量货币增长,导致了迅速上升的通货膨胀。自那时起,中国人民银行放慢了基础货币(流通中的现金及银行存款)的增长,使得通胀程度有所缓解。 

  然而,通胀目前已达到12年来的最高点。主要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消费价格指数(CPI)2月同比上涨了8.7%。但中国长期价格稳定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食品价格或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由汇率低估、国有银行人为压低的真实贷款利率所引发的货币和信贷的过度增长。同时,旨在抑制通胀的价格管制,歪曲了相关商品的价格,而短缺的蔓延和黑市的出现还将滋生腐败——与津巴布韦如出一辙。 

  虽然中国于2005年7月宣告对汇率体制做出重大改革,并向世界宣布,人民币此后将不再单一地盯住美元,而是一篮子货币,美国国会的态度仍显得十分急躁。美国两党立法机构威胁要对中国的“货币操纵”实施惩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还称,将联合推动一项议案,把被低估的人民币归为一种可被起诉的补贴。 

  美国国会应该意识到,令人民币更快地升值,从而避免通胀的发生,对于中国自身是有利的。当人民币币值相对于美元增加时,就意味着中国央行不再需要增发那么多基础货币来购买美元了。这样,不必通过行政控制,中国就可缓和货币和信贷增长,且无通胀恶化的风险。 

  虽然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18%,中国的外汇储备却增加了一倍多,从8190亿美元上升至目前的18000亿美元。中国央行成功地“冲销”了大量资本流入,使货币基础免于爆炸性增长。尤其,央行通过向国有银行增发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储备金标准、提高贷款利率以及加强信贷限额等措施,约束了货币和信贷的增长。此外,中央政府还对食品类与能源类商品的价格进行了控制。

  运用冲销和行政控制的货币政策远非理想手段。中国拒绝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就意味着其货币政策无法致力于实现防止通货膨胀的任务。事实上,如果资本管制稍有放松或被规避,随着中国贸易部门的增长及金融创新的进步,上述调控任务将变得愈发艰巨。 

  中国需要更为透明的货币政策,才能实现物价水平的长期稳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种大收大放的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必要,因为央行如今已能够放缓货币和信贷的增长。但是,其手段仍然很有局限,如将央行票据注入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挤压其他类型的投资,以及强制实行信贷限额。 

  中国在实施金融抑制和价格管制的过程中,会忽略其提高经济自由度与促进繁荣的机会。对市场价格的干预削弱了产权,使经济决策政治化,并引发腐败。政府部门中执行管制的官员获得了权力,而人民却在丧失财富与自由。 

  在通胀加速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真正危险是,国家对金融和民间交易的控制,可能会意外地使得市场化改革进程发生转向。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而津巴布韦的现状再次证明,无论何时,在政府法定货币供给过度、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当权者总是将物价上涨的责任推到私人经营者(所谓的“资本家”)头上,并通过对价格和利润的控制,对他们施加打击。如果不能实现货币稳定,恶性通货膨胀就会把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一道摧毁。 

  为实现价格稳定,以资本和汇率控制、信贷配额以及最高限价措施代替透明的货币政策,这种方式的代价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及与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而变得日益沉重。抛弃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坚持基于市场的货币政策,在保持价格灵活性的同时维护货币稳定与经济自由——这正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作者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为美国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卡托杂志》(Cato Journal)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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