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已经见证了一次全球化的崩溃。金本位制时代在1914年突然终止，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没能得到恢复，现在我们将要见证另一个类似的全球经济崩溃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凭空想像。虽然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发达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水平，并惠及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几千万的贫穷工人，但是它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的，根基是很虚弱的。没有全球性的反托拉斯机构，没有全球性的最终贷款人，没有全球性的调控者，没有全球性的安全网，还没有全球性的民主。换句话说，全球市场的治理很无力，因此缺乏公众正当性。
最近的事件加强了讨论这些问题的紧迫性。美国的总统选举活动突显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开放贸易支持的脆弱性。次贷危机显示了缺乏国际协调和规则是怎样加剧金融市场固有的脆弱性。同时，不断攀升的油价提高了交通成本，导致分析家怀疑业务流程外包的时代是否正在终结。
如果全球化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谁是它真正的敌人呢？曾有一段时间，全球的精英们可以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反对世界贸易体制的人主要是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私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无知而空想的青年。但是那种自信的态度现在几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疑惑。
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前任美联储副主席，担心国际流程外包会给美国的劳动力造成前所未有的错位；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全球化最善于表达的支持者之一，写了他对金融全球化结果的失望；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也开始思考竞相降低标准的国内监管的危险以及国际劳工标准的必要性。
它们表明了一个学术氛围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没有失去信心的人，也经常对他们想要看到的全球化前进的方向有非常不同的观点。
例如，杰出的自由贸易支持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和支持全球化的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都曾出面认为批评者极大地夸大了全球化的坏处，而且没有正确地评价其好处。但是他们对区域贸易协定的价值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伯格斯登支持，巴格沃蒂反对，辩论极其激烈。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中没有人反对全球化。他们想要的不是使全球化倒退，而是要在国内或者在国际上创立新的体制和补偿机制，以使全球化更有效及更可持续。但他们的政策建议通常很模糊，并且很少一致。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你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全球化的规则应该是怎样”的问题。现在，全球化拉拉队员真正的辩论对手不是投石攻击的年轻人，而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仁。
在1945年后的最初30年间，起主导作用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个允许决策者在关注国内的社会和就业需要的同时，能够使全球贸易恢复和繁荣的多边主义。这个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一个更深入的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议程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全球化要继续下去，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学术共识来支持它。
Dani Rodrik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首位社会科学研究院Albert O.Hirschman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