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下月将在华盛顿召开“布雷顿森林体系II”(Bretton Woods II)峰会。在过度沉迷于重塑资本主义之前，他们应当关注一下迫在眉睫的问题。自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倒闭引发全球银行业恐慌以来，美国和欧洲的政治领导人成功地在他们的银行周围拉起了封锁线，以预防金融崩溃。他们还没有做的是：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以阻止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这才是亟待解决之事。
美国的衰退是无法避免的。即使信贷紧缩有所缓和，美国家庭也不能再像近些年那样寅吃卯粮。家庭消费必然会急剧萎缩。楼市和股市逆转可能导致美国家庭财富缩水15万亿美元，由此产生的私人消费及投资的大幅下降可能达这一数额的十分之一。
其它一些经济体也将遭遇自身原因引起的衰退，因为它们也允许国内出现房地产泡沫，而泡沫目前已经破灭。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或许还有西班牙，似乎就是如此。资本损失和楼市逆转导致美国以外地区支出下降，可能会使全球需求的首轮下降再多出3000亿至5000亿美元。
然而，即便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出现急剧衰退，也不一定就会让全球陷入衰退。全球经济规模约为60万亿美元，因此，多达1.8万亿美元的首轮需求下降约占全球总产出的3%。如果没有抵偿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那么需求下降可能会再翻一倍，达到约6%——与4%的趋势增长率相比，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衰退约2%。
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全球需求下降3%，也可以为亚洲和中东等盈余经济体所采取的扩张性政策所充分抵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最近，中国还一直奉行紧缩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抗击通胀。现在，中国必须彻底改变政策立场，促进国内需求，支持整个东亚协调一致的扩张。
任何协调一致的扩张都应包括下列行动。首先，美联储(Fed)、欧洲央行(ECB)和日本央行(BOJ)应该将互换额度延伸至所有主要新兴市场，包括巴西、匈牙利、波兰和土耳其，以预防储备枯竭。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将低限制性贷款延伸至所有需要此类贷款的国家，从巴基斯坦开始。第三，美国和欧洲的央行及银行监管机构应与它们的大型银行合作，劝阻它们不要突然收回海外业务的信贷额度。西班牙可通过其在拉美的银行发挥作用。
第四，中国、日本和韩国应进行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扩张。对于中国，这意味着增加公共住房和基础设施支出。对于日本，这意味着不但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增加面向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为由日本或当地企业承建的工程提供资金。发展融资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稳定器。中国、日本和韩国应与亚洲地区的其他央行展开合作，促进由政府间贷款支持的扩张性政策。
第五，现金充裕的中东国家应为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此外，尽管油价下跌，中东国家仍应维持国内支出。事实上，全球性宏观经济扩张越早实现，油价就会越快回升。
第六，美国和欧洲应扩大提供给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信贷，这不仅可实践它们没有兑现的援助承诺，还可作为一种反周期的激励措施。发展中国家极度缺乏基础设施投资，对大型基建企业将是一场悲剧。
最后，美国和欧洲尽管预算赤字规模庞大，但仍存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美国扩张政策的重点应是基础设施和面向现金拮据的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而不是减税。这些措施不会阻止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出现衰退，但却能阻止亚洲和发展中国家陷入衰退。至少，它会为正在迅速增强的全球经济收缩划定一个底线。
本文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所长兼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的特别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