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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透明的金融体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政府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祈祷”战略:希望最糟糕的时期已经结束,以所需的最少努力,支持那些仍可能开始摇晃的大型金融机构。

  如果金融危机现在已结束,那么这是一个聪明的战略,因为它防止了资金的浪费。不幸的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仍然存在,因此不能认为金融危机本身已被击败。其中有3个重要原因。

  首先,管理和监督不足孕育了此次金融危机。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其次,我们仍没有解决偿付能力问题。第三,破产的金融机构得到了巨额注资,但它们试图囤积现金,而不是贷给那些业务计划基本良好、迫切需要资金的公司。

  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将面临金融危机重新点燃的危险。这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政策选择:找到一剂从根本上治疗疾患的良药。根据我的判断,下面的一篮子方案可以药到病除:

  首先应确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然后由政府向这些机构提供偿付能力担保——不管它们是否提出要求。这解决了偿付能力的问题。

  这些机构将接受相应的管理和监督。监管将依据基础金融产品的风险和透明度规定资本充足率。这解决了监管不足的问题。

  偿付能力担保的资金来源将不仅仅是纳税人,还包括债券持有者和股东。这可以通过债转股实现,也就是将债券持有者变为股东。这样,债券持有者就为偿付能力担保提供了融资,因为股权价值低于其所持债券的初始价值。通过吸收被稀释的股权,股东也为此做出了贡献。实际上,这是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所要经历的程序,但在这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债转股不应是自愿的,而是由政府强制实施,以此作为注资的前提条件。

  风险在哪里呢?债转股将增加金融机构未来的融资成本,因为未来的债券持有人将把债转股的亏损风险考虑在内。因此,这些机构的债务将增加。

  那么政府也将不得不承担这部分增加的债务吗?不。政府将提前宣布纳税人的出资额。其它调整通过债转股实现。如果未来融资成本上升,为了确保偿付能力,必须进行更多债转股交易。

  融资成本上升会损害金融体系吗?答案还是否定的。成本上升只是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实际风险。金融机构将承担风险的成本,于是,我们消除了金融危机的另一个源头——不必承担那种风险的成本。

  但这一战略的调整成本不是至少会像“祈祷”战略那样大吗?恰恰相反。我们可以选择,是要一个草率交易的风险仍然含而不露的不透明的金融体系,还是要一个透明的体系,让管理、监督和债转股揭示出风险,并据此调整资产价值。在这两个体系中,都必须承担草率行为的代价,但形式不同:在透明体系中,其形式是资产价值下降,而在不透明体系中,其表现形式是资不抵债的风险。

  但不透明体系的成本要高得多。如果具有系统重要型的金融机构破产,接下来就会产生信心滑坡的连锁反应,危胁到其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以及实体经济中的无数其它企业的生存。尽管风险披露的成本(在透明体系中)最初与资不抵债的风险(在不透明体系中)相等,但通过金融传染,不透明体系的成本将成倍放大。

  我们迫切需要采用对症下药的战略。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允许金融传染扩散的范围就会越大。

  本文作者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主席、德国基尔Christian-Albrechts University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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