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英国近代史教授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
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46年逝世之后的20多年中，享受到了极大的尊崇，人们将他神化，不仅将他奉为伟大的经济学家，还尊为一贯正确的预言家。大西洋(11.76,-0.08,-0.68%,吧)两岸的情况皆是如此，且跨越了政党派别。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就曾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然而，时代变迁，神话变得容易被戳破。凯恩斯时代在上世纪70年代遭遇了挫折。此后的大约30年里，凯恩斯声望渐衰。然而，在最近的30天里，他的声名显然在恢复。
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他那目中无人的座右铭“想法随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一直挂在当今的政策制定者嘴边。当面对不同问题时，他拿出了许多聪明的主意。
这正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之所以支持富兰克林·D·罗斯福实施新政的原因。在形势压力之下，罗斯福对创新所抱有的开放态度，与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勇于尝试的性情颇对胃口，而此后凯恩斯理论得到了“创新性”的运用。
的确，新政意味着实施公共建设项目，这是凯恩斯长期主张的应对英国衰退的方法，将闲置资源加以利用成为了一种共识。如果政府采取这一举措，未被用于投资的储蓄和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就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公共资产。
然而，美国的凯恩斯理论还有着不同的含义。它运用在一场财政革命中：即准许施行赤字财政，从而让美国经济摆脱萧条。从美国1938年的预算开始，这种做法就在挑战永远保持预算平衡的观点，它强调通过刺激消费以推动有效需求的必要性。
所有这些都与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的观点相去甚远。他强调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势力强大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轻率地将其描述为凯恩斯的一种怪癖。同样，凯恩斯将资本项目从普通预算中分离出去的努力，也几乎从未在美国政府中引起共鸣。
这种情形似乎没有让凯恩斯感到慌乱。他写道“实干家往往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到了二战结束时，在一次由他早年发表的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辩论中，身为提尔顿男爵的凯恩斯已不再是一位三流学者，而成为了一位政策制定者。他已经做够了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想再吹毛求疵。1944年，在华盛顿与一群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用餐后，凯恩斯评论道：“我是那里唯一的非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思想在英国命运中所蕴含的讽刺意味，丝毫不逊于美国。他先前提出的解决上世纪30年代萧条时期通缩问题的策略，在二战期间和其后不得不被修改，以适应完全相反的环境。实际上，《通论》常常被蔑称为“萧条经济学”。的确，这本书关注的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他的分析同样适用于需求过剩。凯恩斯发明了一种从宏观层面思考经济的方式，我们今天仍在使用。
二战之后，英国经济政策中被称之为“凯恩斯主义者共识”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宏观经济政策。但它依赖于通过财政政策对消费进行微调，并以利率变动作为补充。而《通论》则主张通过投资，而非消费来调节经济，并辅之以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凯恩斯可能低估了把握公共投资时机的困难，同时对于刺激消费的效力太过疑心。不过，借用凯恩斯的名义来承认新的经济学方法，而不是拿僵化的学说纯洁性来搪塞，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凯恩斯的另一条格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亡”是对一味依赖市场的修正，是对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不负责任态度的警告。他评估行动成本的标准，是这些措施能否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评估政府行动是否正确的依据，不仅仅是图短期之利，还要放眼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