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劳工游说团体，导致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指责“纯粹自由贸易者”并要求“公平贸易”；也促使美国总统利用与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首次会谈的机会，敦促他实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显然旨在提高墨西哥的生产成本，卡尔德龙则深陷严厉打击毒品集团的战争中，因为美国无法使毒品合法化。奥巴马这么做令人吃惊不小。压力还来自于力主救助美国汽车业的游说团体，但这种做法与世贸组织(WTO)规则相悖。
经历了所有这些后，“镇定”的奥巴马仍然保持了低调、喜怒不形于色的形象。凭着与生俱来的左右逢源的能力，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锂总统”(lithium president)。幸运的是，周二，他着手实施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使人们不再怀疑他的情感和政治立场取向。
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是需要做出热情反应的危险病毒。事实上，奥巴马面临两项极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挑战，这两项挑战来自已经渗透进经济刺激方案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还来自财务部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在国会实证听证会上提出的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抨击。
“只买美国货”条款规定，获得法案资金支持的企业，其项目必须使用美国钢材和制造业产品，这些条款似乎很合理。假如美国有刺激经济方案，为什么要让其它国家受惠呢？一位有影响的专栏作家表示，这不是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与邻为壑”政策：美国并没有牺牲其它国家的利益，将一定数量的世界需求转变成自己的国内需求。毋宁说，它是这样一个案例，当你刺激本国需求时，你的邻国没有受惠，但却增加了世界需求：邻国应当令其各自经济体再通胀。从而，这种由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由此将刺激他国，催生它们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
这是个天真的论点，因为别的国家不会从这样的角度看待美国的行为。相反，它们的反应将类似于1930年我们实施了《司莫特-郝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后的情况，而且已有很多国家威胁将会采取类似行动。因此，如果《购买美国货》法案真的生效，贸易战的爆发也就指日可待了，由此，那些在学校里没有学到足够历史知识的美国人，将看到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并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但一些人确实担忧，这样做会削弱世贸组织。世贸组织继承了关贸总协定(GATT)防止再度制定互相损害的贸易壁垒爆发的重重障碍。因此他们辩称，美国可以实施与世贸组织规则一致的采购规定，将中国、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这些国家尚未签署选择性采购条款。但要记住，这些国家也可通过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实施报复。这些国家通常制定了“约束税率”——有上限，这些上限大大高于“应用”灌水，即实际关税；而不受任何约束地将应用关税提高到约束税率的上限是完全有可能的。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印度和中国提高针对美国出口项目的关税。此外，它们可以抛开波音(Boeing)，从空客(Airbus)购买飞机，从法国公司购买原来从美国购买的核反应堆。这些反应必将激怒美国国会议员，导致他们制定自己的报复措施。冲突将变得很激烈。
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同样会引发有针对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这个另一个值得担忧的重要原因。大多数参议员深信这一问题十分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华盛顿杂志《国际经济》(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曾就此询问60多位经济学家：中国的汇率应该设定在何种水平？答案很有启发意义，其中包括我们一些对汇率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有些人希望汇率浮动。罗恩·麦金农(Ron McKinnon)和理查德·库柏(Richard Cooper)希望保持汇率在现有水平。而希望重新估值的人则可分为11类，范围从5%到40%或更高。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因纵容在竞选期间扶植的抨击日本的人士而受挫。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也在任期第一年屈从于钢铁贸易保护主义。但他们有时间改变，而奥巴马深陷历史性的经济危机中，很难承担重蹈覆辙的后果：他必须要么即刻对贸易保护主义宣战，要么坐视病毒蔓延直到失控。
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与法律教授，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他的近作有《贸易体系中的白蚁：最惠国协定是如何削弱自由贸易的》(Termites in the Trading System: How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Undermine Free Trade)（牛津，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