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又到了“全球治理”的旺季。全球经济危机已改变了反对自由市场、支持大政府的思潮。支持市场、支持全球化的政治重心已向左倾斜。新的共识支持“对内奉行凯恩斯(Keynes)、对外奉行亚当•斯密(Smith)”。要刺激经济复苏，减少不平等，保持社会稳定，必须加强政府在国内的宏观和微观干预。要让这与海外开放市场联合起来，则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或全球治理）。
信奉全球治理的人士主张，由于更多问题具有全球性，因此更多解决方案也应具有全球性。这意味着政府、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同时赋予国际组织更多职权。气候变化一直是首要问题，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性解决方案的“全球共同”问题，因此需要以联合国为中心、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商制定的一份宏大的后《京都议定书》(Kyoto)计划。气候变化在科学和经济方面都有问题，其政治经济更是如此。每个现实主义者都知道，一份旨在解决气候变化的后《京都议定书》全球协定既没有说服力也不可行。这不会阻止那些自由的气候变化评论家们天马行空的想象。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让全球治理的呼声更为紧迫。信任投给了一位新成员：20国集团(G20)。人们认为，这将促进财政刺激计划和金融市场监管方面的全球合作，遏制新兴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WTO)肩负着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并遏制保护主义的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能会将资金增加至少一倍，并计划改革其投票权。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其它捐赠组织需要更多现金，以贷款给那些陷入严重困境的发展中国家。
对全球治理新生的信任基本上只是痴心妄想。20国集团可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习惯于做出不具约束性承诺的聊天论坛。即便多哈回合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快完成，它也不会遏制保护主义：目前摆在桌面上的是一个非常低的标准，到处都是漏洞和豁免。考虑到其历史记录，将太多的信任和资源赋予世界银行和IMF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至于联合国体系中的多数组织，它们都是为穷国的精英和富国的有钱顾问服务的功能紊乱的官僚机构。
值此全球治理的时期，我们预计会看到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等原来头脑冷静的评论人士严肃讨论这一观点（参阅他2008年12月的专栏《是时候建立世界政府了》(And now for a world government)）。我们预计失败的英国财政大臣（现在是首相）会将其对公共财政的管理不当归咎于外来的全球影响，并提出一个全球监管框架作为解决出路。我们预计他的欧洲同行——以不谙经济的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以及专长于法律技巧的意大利总理为首——会要求指挥和控制全球监管。我们预计曾警告人们提防“多边主义疗法”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会以世界银行行长的身份将后者注入国家体内。我们预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会就全球治理发表无稽之谈（参阅二人2009年2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绿色增长才是可持续复苏》(Green growth is essential to any stimulus)一文）。
金融危机的应对政策必须来自领先国家。当今这指的是美国、欧盟和中国。应对政策的覆盖范围从财政和货币管理到金融市场和贸易监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解决国内问题的单边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将对其它政府产生的竞争性和信号性影响。这不排除政府间的合理——在某些情况下是更强有力的——合作。但这应被视作国内合理政策自下而上的加强，而非实施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
对全球治理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是现实的多边主义者。他们更有理由思考一下吉卜林(Kipling)的训喻：“所有人都失去理智，你仍能保持头脑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