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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听中国的货币提议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创造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在长期内逐渐取代美元。他主张大大提升特别提款权(SDR)的全球作用,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上世纪60年代末创造的一种国际资产,20国集团(G20)增发2500亿美元SDR的决定大大提振了这项资产。这是中国乃至任何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出的首批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提议,单是这一理由就使其值得认真对待。

  亚洲其它几个国家、巴西以及俄罗斯已对周小川的提议表示支持。然而,美国和其它几个国家迅速表示拒绝,并重申了其对美元关键全球角色的信心。很明显,它们担心,针对这一问题的严肃讨论,可能会动摇外界对美元的信心,从而推低美元价值并引发欧元及其它货币大幅升值。这种不稳定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利率上升,将令美国、欧洲乃至全球摆脱此次金融危机、实现复苏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但美元的全球角色对金融稳定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可能会通过采纳周小川提出的一个更为有限的提议而得到大幅降低。风险是,由于美国面临巨额且持续的预算赤字,中国以及其它货币当局将丧失对美元的信心。它们持有总计超过5万亿美元的美元储备。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在一份极不寻常的公开声明中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要求美国“保证”中国的美元储备。这让人回忆起英国曾在1971年要求得到保证,导致美国做出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决定。

  这些忧心忡忡的美元持有者迄今之所以没有抛售美国国债,只是因为过去一年美元有所升值(这几乎肯定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源于负面的全球影响。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将让我们倒霉,即它们可能认为不得不抛售美元,尤其是在美国采取针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行动,从而激怒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或其它大持有者的大规模变节(或者市场对此的担忧),可能引发投资者大规模逃离美元资产。

  周小川提议,通过在IMF创建“以SDR计值的开放式基金”,来缓解这一问题,美元余额可以兑换成SDR。这基本上是上世纪70年代末IMF曾商议过的替代账户的理念,当时还为此制定了详细计划。当时对美元的类似担忧,造成二战后美元最严重下挫,加剧了两位数通胀和飙升的利率,并造成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美国经济滑坡(除了现在这次)。

  2007年12月,我曾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列出了这一理念如何实施,中国官员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官方持有者不会通过市场兑换多余的美元,而会将其存放在IMF的独立SDR账户中。它们的新资产将具有流动性,并支付市场水平的收益率。这将带来令人满意的多样化,因为SDR以一篮子货币计值——美元占44%,欧元占34%,日元和英镑各占11%。

  替代账户将是一个各方都会赢的提议。美元持有者将获得即时的多样化。美国将避免美元“自由落体”的风险。欧洲将不会出现欧元大幅升值的情况。全球体系将消除大规模不稳定的一个潜在来源。这些好处需要利用一项全球资产,来弥补由于美元未来下跌给替代账户带来的损失,例如创造更多SDR或IMF持有的黄金(包括美国在其中持有的可观份额)。

  反对设立替代账户的主要理由是,通过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被大幅低估,中国累积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元储备,因此如果中国的这部分美元储备出现亏损,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人们甚至可能猜测,中国其实已经在心理上接受这些亏损,将其视为通过汇率操纵来补贴出口和就业的隐含成本。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停止干预,或者其盈余将减少(尽管美国对外赤字已大幅下滑),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继续累积可能会变得更具威胁性。

  另外,这是中美开展非正式“G2”合作的理想议题。要发挥全球经济领导作用,在现有的多边机构中通过所需的改革,需要中美的这种合作。由于中国赞成货币整合,因此美国可以坚称,作为交换,中国应向IMF新的放贷安排做出大笔贡献。这将需要欧洲的首肯,因为这一协议将包括大幅提高中国在IMF的投票权,而现在欧洲在IMF的份量太大。但要确保做到这一点,中美之间的协议必须走得够远。

  本文作者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他曾在1977年至1981年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并曾在1980年带领美国方面进行替代账户谈判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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