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胡伯为德意志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CBN：整个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应当如何应付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胡伯：与工业化国家一样，亚洲需要针对国内出台有关措施，尤其是意在刺激增长的经济和货币政策。许多亚洲国家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因此，该调整过程对它们而言将异常艰难。财政扩张可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美国的内需能否进入持续恢复的阶段对亚洲而言十分重要。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采取的金融救援方案能否取得成功。对于亚洲面临的困难而言，以内需为导向的扩张政策显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CBN：在危机持续的过程中，许多人都会谈到亚洲与欧美的“脱钩”问题，但实际上这种“脱钩”并不存在，对吗？
胡伯：非常正确。大量证据表明生产活动具有全球化特征。因此，亚洲的经济活动对欧美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敏感。以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为例，它们的经济对贸易具有极大的依赖性。
CBN：这场危机对亚洲而言有何启示？
胡伯：他们会发现严重依赖出口的发展策略具有极大的风险，并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将在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若要降低家庭储蓄率，必须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减少自己的存款。
CBN：怎样塑造危机后的全球监管结构?
胡伯：这里存在两个很大的冲突。一方面我们要求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又鼓励自由贸易。我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很多国家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要保护本国劳动力。而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加强WTO的职能，各国领导人都将知道，真正能为国家带来利益的是自由贸易而非保护主义。就金融产业的监管而言，我认为亚洲国家应进一步修复已出现的问题，在金融机构逐渐转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相互支持并开展密切的合作。
CBN：但现实情况与您说的似乎有所不同。当前保护主义大行其道，“自由贸易”一词已不再盛行。
胡伯：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当人们失去工作时，国内的政治家很容易将原因归咎于外国竞争者，并对他们进行抨击。尽管我们从自由贸易中受益颇多，但抵制外国竞争者更能够满足某些政治需要。
CBN：您认为我们可以克服保护主义吗?
胡伯：在人们失业时，大家就会将很多由国内政策引起的问题归咎于外国竞争对手。在这种时候，我们只能期待领导人从长远角度来判断哪种情况对国家更为有利。但遗憾的是，并非任何时候都能遇到如此明智的领导人。
CBN：经济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胡伯：对于坚信市场经济能够进行自我管理的人来说，这次危机无疑会让他们睁开双眼。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显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漏洞，它们必须得到处理，以促进我们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周期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个不断重演的过程，人们常常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尤其是货币政策——就能够将其妥善管理。但事实上，我们取得的进步与原本的期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某些必然性。
CBN：中美之间的经济、金融关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胡伯：当前有一种危险的保护主义正在滋生。很快，全球的投资者都将遇到这个问题，而中国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它的威胁。过去人们对金融产品的监管力度不够，而中国恰恰向美国购买了一系列有关产品。随着当前经济的严重衰退，我认为国际经济关系正面临着显而易见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走出困境，尽量避免采取可能会损害这种关系的措施。此外，汇率问题也还会带来一些冲突。
CBN：经济危机给全球金融结构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危机的再次出现？目前全球金融结构的走向又将如何？
胡伯：一些主要国家将会面临许多国内问题。当这些问题出现时，我建议人们对其开展全球性的讨论。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应该向银行投入多少资本。而这一要求将由私人投资者向银行提出。为此，我们需要在各国之间进行协调，所以将来也许会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II。除了建立良好的银行系统以外，我们还需要讨论对保险业进行管制。
CBN：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将来不会再拥有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胡伯：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步入了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消费群逐渐萎缩，信贷状况也变得严峻。不过我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内还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因为目前他们正在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这一点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我认为应该吸取的教训是，要实现多样化，不能将所有努力都集中在一个领域。出口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同时依靠国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