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和央行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让世界经济摆脱困境。但我们在预测和避免这场危机方面的集体失误，给我们的较长远发展带来了重要教训。迄今为止，人们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监管方面。然而，我们还需要为宏观经济政策设计新的框架，并界定政府和央行的角色。
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于1971年瓦解后的多个景气循环以后，我们建立起了一套基于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强大共识的体制。该体制似乎在稳定通胀和奠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方面收效甚佳。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已经破解了通胀与增长的问题。
根据这一新的正统理论，宏观经济稳定应通过利率实现。调节利率的工作应委托给一家独立的央行，该央行降低和稳定通胀的承诺将锚定通胀预期。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财政政策遭到抛弃。监管也被视为建立公平市场、打造富有弹性金融机构的一种微观经济工具。英国货币、财政和监管职能的分离尤为清晰的体现出这一共识；不过，它也是欧洲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所在。
与此同时，货币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认为，央行调节利率应首先以两个因素为指引：消费物价通胀率与其目标之间的差值，以及经济产出与其均衡水平之间的差值。
过去两年的现实已显示出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在打上一次战争时——防止上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式的通胀性繁荣——这一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欧洲和美国2006年至2007年通胀及产出估值两项差值，均未显示出我们当时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我们的现代宏观模型几乎未涉及长期以来全球失衡的累积、以及在破灭后造成如此灾难性后果的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直至2008年夏全球金融体系失灵之时，有些模型仍指向紧缩政策。
在这场危机期间，货币、财政和监管职能之间的明显分界线已被密切合作所取代。各国央行和财政部参与到设定各银行资本与流动资金适宜水平的决策之中。与此同时，监管机构的要求已成为银行放贷及整体经济的驱动因素。通过传统的税收与支出措施、以及对银行的资本重组，财政政策再次成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在各国央行转向定量措施并增加货币供应之时，它们得到了所需的政府担保。
密切协调的必要性并不会随着危机的消退而消失。我们已经知道，利率和通胀目标不足以确保稳定。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应对资产价格问题、信贷扩张问题和各行业、各经济体之间的失衡问题。这就需要采取多种政策手段。利率与财政政策的密切协调仍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在各国央行缩减自身资产负债规模、各国政府艰难应对自身债务负担之时。正如20国集团(G20)达成的共识那样，我们还需要通过不断调整资本金要求，抑制信贷周期，这就需要各国货币当局与监管机构之间进行合作。最后，更有力的国际协调也意味着更有力的国内和区域协调。
没有人会赞成把全部财政、货币和监管职能重新整合在一起并置于政治控制之下。据我所知，任何一个经济大国的经济管理部门都不少于3个，而且多数都多于3个。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架构——明确每个部门的职权范围，但同时要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并确保它们之间的有效合作。
在英国，我们至少急需扩充财政部、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与英国央行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仅要重新定义这3个部门在维护金融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要将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委员会(MPC)——涵盖在备忘录内。
更广泛而言，随着财政部参与协调、在宏观政策中扮演新的角色、并担负起对政策结果的责任，保护央行与监管部门“非政治性决策”的优势，将成为我们面临的挑战。
本文作者为英国央行前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