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包括某些大到不能倒的机构的银行体系，美国经济能够承受多久？不久了。我们都应该抱这种希望，因为目前，大型银行在联邦政府保护下筹集短期资金的成本，低于那些可以任其自生自灭的较小型银行。
“大到不能倒”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大型银行受到基于政治考虑的各种制约，不知道华盛顿接下来又会想出什么主意。同时，就任何一家给定的银行而言，它是小到可以任其倒闭，还是必须在其遭遇困境时给予救援，我们也无从确定。
但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在拯救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一年多后，我们仍未对未来制定出一个计划，我们听到的只是华府关于加强监管的含糊其辞——在我看来也是完全空洞——的声明。华盛顿到底有何打算？
我有一项提议，虽然根本算不上新颖，但值得公众认真探讨。银行若要享受持有牌照带来的好处，就必须发行相当于其总负债10%的10年期次级票据。具体规则可以调整，但上述规则足以阐明提议的主旨。次级债将是无担保债务，在银行倒闭情况下，其持有人得到清偿的次序将排在其它所有债务人之后。发行次级债的要求将作为现行股本要求的一种补充。
真正的改革必须满足四项最基本要求，而上述关于次级债的提议能够满足这些要求。首先，银行需要更多资本，以确保联邦存款保险基金不受侵蚀。第二，必须加强市场纪律：每家银行每年必须对相当于其总负债1%的到期次级债进行展期。第三，金融体系要保持稳定，任何一家银行都不能遭到挤兑。由于次级债到期期限为10年，因此不存在挤兑风险。
第四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除了股权所有人外，某些债权人也必须承担风险，次级债显然能符合这种情形。与股本相比，次级债更有利于增强市场纪律，因为对于一家陷入困境、股价疲软的银行来说，并不能迫使其采取任何举措。但到期次级债却能对银行构成切实约束，银行若无法展期债务，其规模就必须收缩10%，才能与未偿次债余额相匹配。这种制度是稳定的，因为任何一家银行都能通过减少放贷和/或出售其它资产，在一年中缩减10%的规模。由银行自身——而不是监管者——来控制缩减幅度，是非常可取的做法。
我们不能依赖监管机构来预防金融危机的重演。本次危机爆发之前，监管者（包括我本人）并不了解，银行投资组合中的次级抵押贷款有何风险。全球最顶尖金融公司的高管和董事，对此亦不知情。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未能充分估计风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世纪70年代，大型国际银行在拉美国家发放的贷款不断攀升；1982年，墨西哥出现无力还贷，其它国家紧随其后，险些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
长期债券对市场参与者的约束远多于短期债务。举例而言，3个月期定期存单持有者会认为，他们总是可以通过让定期存单到期，来快速退出市场。正因如此，就与同期限国债的息差而言，长期债券的息差系统性地高于短期债券。
银行不会喜欢要求其发行大量次级债的想法，因为次级债将是昂贵的。但银行家必须认真权衡：他们是愿意面对次级债带来的市场纪律，还是华盛顿更严格的监管——包括含糊其辞且反复无常的规定？鉴于当前危机的规模以及纳税人的损失，未来数年，干涉性的监管将成为常态。银行家真的愿意面对难以预测的——高管薪酬方面的规定就是一例——限制吗？
我呼吁大型银行的领导人对如我所描述的基于市场的改革模式给予支持。回到某些银行因“大到不能倒”而能够坐享其成的原有状态，看似是不可能的。监管者也不会有胆量冒重蹈覆辙的风险。那些认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能够左右监管过程的银行家，必定会受惊。
作者是华盛顿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著名客座学者。他于2008年3月退任圣路易士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译者/章晴
